远远超出其财政收入所对应的水平。我们还可以举出印度喀拉拉邦的例子,其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九十九分之一,但它的高质量的研究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使印度在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上排到全世界第8位。在教育方面,喀拉拉邦的成人识字率2001年达到总人口的90.9%。同样,我们还可能从秘鲁Villa el Salvador市的例子中得到启迪。这是1971年产生于利马郊区的一个贫民窟城市,约有400 000名居民,该市采取常坚决的行动,致力共同发展,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扫除文盲运动:1998年,90 000名6到16岁的儿童被送到小学或中学就读,该市还有10 000名大学生,在本地或利马的大学读书。

 

知识社会中的妇女

性别差异和认知鸿沟

  对妇女在知识社会中的作用进行细致深入研究后,揭示认知鸿沟的另一个特征:认知鸿沟加剧了社会内部本已存在的不对等现象。男人和女人在知识面前理应是平等的,果真如此吗?知识社会的普遍主义理想在日益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现实的面前,似乎遭到沉重打击。学习型社会最初的承诺已经变得非常虚幻,这里,“中性个体”能够在虚拟的城邦广场上进行对话,交流知识。现在,占上风的反而是认知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它们强调的是性别特征如何影响认识和沟通的方式,叙述身份的多重性无疑丰富了我们的认知模式。但是,传统认为只能由男性或只能由女性从事的工作,其所需要的大部分技能事实上并无区别:难道不是男女间的社会文化不平等为在知识面前的不平等制造条件吗,与认知上的差异其实并无关系。应当如何看待,男女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只是过渡性的,还是知识社会创造的条件就不利于两性平等?

 

  两性平等是知识社会兴起后需要直面的主要挑战之一。如果知识社会将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拒之门外,它还能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共享的社会吗?联合国组织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1995年于北京召开)在认清知识和新技术的作用、广泛动员、赋权和妇女投身世界知识经济浪潮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妇女来说。但是,贫困、性别歧视、文盲、语言障碍、缺乏基础设施和信息技能不足严重制约妇女进入世界信息社会,获取必需的知识和数据,参与新兴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前景充分显示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妇女需要获取新技术,还需要获得受教育、进行科学研究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妇女在继续接受教育上存在一定难度,这又加重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全世界785 000 000名文盲中,近三分之二是女性。在这一方面,男女间的差异在阿拉伯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南亚和西亚国家特别明显。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妇女们受到不少社会观念和习俗的阻挠,不能接受教育、贷款、就业和从事经营活动。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但比例相对较小。在知识面前的性别不平等几乎在各个社会中都存在,程度不同,根据工业化水平其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在新技术领域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妇女受教育、工作和接触多媒体工具的机会似乎能够得到保证,尽管在大学的某些学科或者行业,如科学、工程或商业领域里男女比例还是非常悬殊。有研究表明,林林总总的无意识歧视始终存在,比如妇女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业面变窄,决策者不愿听取妇女的意见。妇女们有时不愿接受这种形式的隐性排斥,往往只能选择加倍努力,来回应自己所遭受的歧视。

 

建立知识面前的男女平等

  为使妇女在知识领域享有与男子真正均等的机会,妇女不仅需要能够接受普通教育,还要接受与新技术相关的专门教育,特别是在男性占有明显优势的社会。事实上,掌握技术工具是最基本的要求,特别是在教师或文献资源稀缺的国家。此外,对妇女进行新技术教育能够为她们实现财务独立提供捷径,因为新技术使远距离从事各种工作(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在妇女传统上倾向呆在家里的国家,新事物正是在这一方面展现光明的前景。同时还应增加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女大学生和女学徒的数量,在知识社会尤应如此。  

 

  此外,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为妇女改善条件提供新的机遇。事实上,在以前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妇女很难进入知识殿堂,通常只是呆在家里,她们在知识领域的作用局限于抚养孩子,妇女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够获取信息和知识呢?在知识社会里,电话、电视或因特网可以将信息直接带到个人居住地。对妇女而言,家庭居所成为可以享有更多自由的地方,伴随着教育水平的进步,还能够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不断提供新的机遇,对男子也是如此。

 

  合作社或小额贷款的实践对妇女自主也起到激励作用。这些做法促进发展中国家实践教育的发展,但其成败还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主程度,及她们在运用自己的资源方面积极性有多大。新技术方便妇女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可以使妇女们走出相对封闭的环境,也能使男子更好地理解妇女的境遇。不同背景和不同视野的妇女聚集起来,开创一条通向新式团结的道路: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分享经验。

 

知识社会的妇女境遇前景如何?

  为促成社会和文化转变,以消除妇女受到的歧视,男子也应与妇女一同考虑定位问题,即知识社会构建在摒弃性别偏见、拒绝无知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社会中男女各自占有怎样的地位。如何对待残留的歧视现象,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鼓励措施,平等形式或积极歧视措施(平等权利法案)吗?知识在妇女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赋予她们在知识社会中增加自主性的新的机遇。如果妇女们在接受新式认知工具时表现更主动一些,远程办公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对于夫妻两人都工作的家庭,远程办公可以避免其中一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被迫停止任何形式的职业活动。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参与知识经济的程度越高,追赶的节奏就越快,知识鸿沟缩小得也越快。在工业化国家,妇女融入得越成功,在将来几十年里就能更好地解决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缺少专业人才,工作与家庭生活如何调和。知识社会为改善妇女的境遇所要迎接的挑战可以概括为:只要不能保证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普遍的、平等的获取知识的权利,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知识共享。社会欲求发展,社会内部的民主欲求完善,推动男女两性平等至关重要。所以,妇女参与知识社会发展的程度将是一个基本指标,借以判定知识社会的其他承诺是否有兑现的可能。

 

知识分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男女两性在知识面前的不平等是认知鸿沟的重要例证,而认知鸿沟的存在说明知识社会自身具有排斥的潜力,知识社会的发展随即简化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的扩张,以及旧有的社会阶层划分模式的扩大复制。最发达国家有利用其领先优势的倾向,只能导致最贫困国家无法获得诸如医学和农学新知识之类的“知识原材料”,营造出特别不利于学习的环境。“普遍获取知识”因而应当继续作为支撑知识社会转型的支柱。只有在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与知识内容使用者的权利之间,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与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间找到平衡点,普遍获取知识才能得到有效推动。

 

  基于这一出发点,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致力于“推动以教育、科学、文化为目的的自由和普遍获取公共领域信息”,为此,在2003年通过“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此信息和知识的公共领域,无论其性质和确切的范围如何,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能不受歧视地访问公共领域的内容,目前还远非如此。在以赋权和全民发展为坚定追求的知识社会,公共领域有助于开发人力资本和创造力。国家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涉及到辨别和推动公共领域的信息和知识矿藏,或将公民感兴趣的公共文档发布到政府的网站上。

 

知识:共同公有财富

  无论我们从知识经济的整体迅速发展中受到何种益处,知识都不能与市场上其他任何一种可交换或可买卖的物品相提并论。事实上,知识呈现两个显著特性:非竞争性和一旦知识产权保护期结束后即具备的非排他性。第一个特性即托马斯·杰弗逊揭示的知识的属性,一个人对于知识的使用并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第二个特性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已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尔·萨缪尔森的研究,这是“公有财富”的两个属性。因而知识在本义上没有排他性的产权:能够进入产权体系的只是某个观念的表现形式或某一项发明,而不是构成此观念表达形式的据以阐发的事实,或发明诞生前的诸多思路。换言之,只有以信息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才能受到产权保护,尽管在区分知识本体和它的表现形式时有诸多困难。

 

  作为一种取之不尽可供全人类使用的公共资源,知识本身即便不是一种“全球公有财富”,至少也是一种“共同公有财富”。因为知识不仅不能像其他物品一样成为交易物品,而且只有在与众人共享时才有价值。很久以前,共享和共同拥有体制下的拥有模式便得到法律形式的确立。所以古罗马法也对物体作了“共有物”(共同所有,依据法律交由公众使用)、“无主物”(本质决定其没有所有人,供大家使用)和“公有物”(由共同体全体成员所有)的区分。信息只有在刚出现且不大为人所知时才有价值,知识则不同,本质上是持久的:知识随着时间、公共化进程以及共享范围扩大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借用一句非洲谚语:知识宛如爱情,与人分享才能不断壮大。

 

  知识共享是知识社会核心价值和核心实践的基石;共享知识不能像分配战利品一样,作为一个整体分发下去。知识共享也不能简化为知识或技能的一部分,每个人靠掌握一部分知识或技能占据自己的一块专业或专长领域。知识的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合作。最新的想法如果不是在对驳斥过去认为是定论的知识上诞生,通常在以前的知识上萌发。在网络化社会中,交换和共享的可能性无限增大:此类社会构成特别利于知识的环境,首先,它们提供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兑现的承诺,能够普遍获取知识的具体条件。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共享精神应与开放性和好奇心这样的价值相互伴生。然而,在因特网上蓬勃发展的新型网络社交是水平而不是按等级次序的,有利于交流,互动和共享。我们有理由设想,在知识社会中,不仅可以通过竞争甚至是必要的争夺模式来发展每个人的认知能力,还可以遵循一种为共同利益展开合作的精神,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模式以及信息工具领域的“开放源代码”软件都是很好的例证。

 

  这种共享与合作的精神似乎与知识经济中公司间相互竞争的现实条件相去甚远。但网络社会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从在同一个共享团体内部的交流和合作开始,到最后出现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网络化社会倾向于向非常自由的合作组织模式提供便利,在此类模式中,由网络结构本身创建对共享过程进行集体控制的条件。做出加入知识共享的决定之前,需要首先达到某些条件,最基本的一条是,加入共享团体的个人能够充分信任其所交换的信息,没有“失去控制”的感觉。目前有这么一种强烈倾向,推动大幅缩小公共领域,需要重申,正是这种知识共享的理念和实践可能是惟一能够在保护产权和推动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中间找到平衡。

可视为全球公有财富吗?

  在某些情况下,公有财富供应能否超越国家范围?全球公有财富是否存在?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全球公有财富:21世纪国际合作》一书旨在阐明此类全球公有财富。作者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众多环境、卫生、教育或文化财产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全球公有财富”的概念也带来诸多问题,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公有财富会引发如此激烈的辩论。

 

“全球公有财富”概念引发的问题

  所谓全球公有财富是指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能受益的产品、服务或资源。对这些财产的性质及其涵盖的内容均有许多不同观点。当我们提到全球公有财富中的臭氧层、气候或生物多样性(环境财产)、因特网、教育服务或世界遗产,甚至和平、健康、安全或知识时,说的都是一回事吗?

 

  此外,对于全球公有财富这个概念本身也有两种不同解释,分别对应两种对立的全球治理观念。一种观念将国际范围公有财富供应视作填补市场空缺(自然垄断、负外部效应等等)的手段:由此来看,政府实际并无必要介入,完全可以通过代理签署协议,或外部效应市场(如《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排放权市场)、调节机构(公共或私营)或其他资源集体管理形式来保证全球公有财富供应。这种方法的前提是系统能够为参与各方立即带来利益,动力源泉。另一种方法强调全球公有财富的政治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所要求的几代人对资源的管理。由此出发,是政治决策和集体选择定义全球公有财富的范畴,所以我们在全球公有财富中既能找到水、空气,也能找到生物多样性、国际安全以及和平等等。

 

  全球公有财富的问题涉及两大国际挑战:全球治理,暗示着全球政府的假设,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应当负责供应公有财富,以及国际范围内商品和非商品经济的边界问题,管理此类财产的前提的公共和私营参与者采取国际集体行动,以及独立代理机构进行调节。

 

  但许多专家批评全球公有财富的设想。某些分析家指责其过多被用作辩论的工具,与参与者的现实行为有一定差距,掩盖了国际冲突或武力对抗的现实。另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供应财产的投资,据估计,可能达到每年3 000亿美元之多,大约是目前发展援助金额的六倍。

 

某些知识可以被视作全球公有财富吗?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兹为《作为全球公有财富的知识》一文撰写做出贡献,此文由开发计划署出版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的辩论,即能否将知识归于全球公有财富。当然,知识非常吻合公有财富所具有的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知识社会中,澄清知识共享的理论和实践方式的必要性在这种解决方案中似乎找到一条出路。但某些专家认为,知识是一个汇集太多不同现实的概念(既包括受产权保护的发明,也保护教育体系的运行,科学研究能力,实践或技术诀窍),以至于无法满足定义全球公有财富的经济标准的要求。此外,教科文组织一直坚持认为,不应仅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考量教育服务的供应,因为教育不是一般的商品。

 

  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在思考最不发达国家在知识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时,考虑某些知识能否被视作全球公有财富。世界银行1999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知识服务于发展》强调,国际性的公有财富供应(国际公有财富)有助于减少知识面前的不平等。报告援引了咨询集团为支持国际农学研究,赞助世界“农学研究”项目的例子,使用公有财富资助绿色革命。

 

获取科学知识

  从科学知识是“公有财富”的原则出发,可以得出科学数据和信息应该以最广泛和最可能被获取的方式进行传播的结论,其社会效益与能够共享知识的人数成正比。

 

  在对信息和传播技术进行的研究之中,有一些在促进科学数据和信息的普遍的获取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其中,GRID(信息与数据资源全球化)网络可以使人们共享因特网上的计算机的存储能力(见第六章),而万维网只能共享信息。仍然存在一些“看不见的壁垒”:高价政策、技术基础设施的缺乏、限制性的知识产权制度等等。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成为受害人。但是这也涉及整个知识界,因为科学越来越依托于国际合作。

 

  很多科学工作者因此担心科学数据和信息过度私有化和商业化会压缩公共领域并且威胁到对公有财富的自由获取,同时损害“共享知识”的传统伦理。而且有可能导致丧失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的科研机会。例如,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如果商业化,医学研究会取得怎样的结果呢?1980年代这个项目由美国政府发起,到1998年,这个项目开始面对另一个由私人资助项目的竞争,这时英国的非营利性基金Wellcome Trust信托基金介入并与美国政府联合大幅度提高该项目的投入以至于Sanger研究所(由美国政府支持)得以完成组成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字母”中的三分之一的解码工作。今天,科学界可以自由地获取全部基因序列。

 

  数码技术和知识产权带来的新商机受到持续追捧的同时,人们对保证使所有用户受益的对公共领域的科学数据和信息的自由获取的必要性反而很少关注,而这种必要性却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研究者对于以数码形式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保护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总是很容易就可以不受任何控制地接触到这些成果,所以研究者们要求加大对因特网上的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那么保护的界限应该如何界定呢?如何在避免对商机的不当限制和对作者合法权益的过度保护的同时推广并保护对科学知识的公共获取呢?

 

  欧盟于1996年通过了一项数据库保护制度,该制度借助于一种独特的制度,把对原创数据库进行版权保护的制度扩大到“非原创”数据库。但是,欧盟关于数据库合法保护的政令还是个案。由科研机构组成的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科联理事会)不对这项法令提出了严肃的保留意见。

 

  大多数数据库和档案库都是由北半球国家创建并且在这些国家落户。2001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数据库大概只占全球现有数据库的0.2%。正如哥伦比亚的安第斯和罗萨里奥大学的Clemente Forero Pineda教授所指出的,现在对数据库的日趋严格的保护的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将限制人们获取科学信息,并且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

 

  面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一些国家的立法者建议,在国际范围内引入这种与传统的通过专利证书和版权证书进行保护不同的、独特的数据库保护新形式,科联理事会以及它的科技数据委员会共同创立了“数据和信息特别小组”。20006月,该小组提出了一些促进自由和全面访问教育和科研所必需的数据库的基本原则。

 

  某些政府机构对科学数据和信息的获取实行高价和设置其他限制成为科学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担忧的另一个主题。

 

  因为这肯定会抑制为公益所做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可能会产生对国家、地区和世界至关重要的知识,比如在气象学领域。诚然,所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都要付出成本,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成本经常表现为禁止性的。如何使成本贴近用户(以保证信息可用)并且同时保证创作和传播条件可以吸引必要的投资呢?实行优惠价是一个方法。很多出版商对通过电子形式以优惠价甚至免费在发展中国家发行他们的作品都很感兴趣,比如卫生领域研究网络计划,还有英国医学日报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用户也是这么做的,前提是他们的版权得到严格遵守。

 

  和私人出版商一样,专业的科学社团和协会也寻找自由获取和经济可行的最佳平衡点。某些专业社团和其他集团实施了自由获取模式,而大多数仍然倾向于更具保护性的办法。

 

  科学工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加入到对政策的讨论中去以便他们对涉及整个科学界的问题的意见被听到。这种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准备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同时,科联理事会还提出了一定数目的建议,以回应前面提到的欧洲保护数据库制度(欧盟委员会2002年启动)。

 

促进数据完全和开放获取

  科学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所进行的投入。通过研究和教育,科学工作者们促进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这可以对各国人民的福祉和各国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学是我们对未来的重要的公共投资,是一项可以带来丰厚回报的财产。

 

  科学进步要求完全和自由的获取数据。为科学和为公众服务的最好方法是提供研究和交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该尽可能少地为分析数据的获取设限。自由和完全的获取数据的传统使我们得以在知识方面取得突破,并且取得经济和公共政策方面的进步。由某个个体或者某个组织来掌管对自然事实的获取或者自称是其主人的思想与科学是格格不入的。

 

  通过商业模式对数据进行获取既不适合科研也不适合教育。科学是集体性事业而不是竞争性事业。任何个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收集到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所需的全部信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并且产生社会效益,我们需要采取鼓励数据交流的举措。鉴于科研经费的紧张,对数据的共享只能在价格能够承受时才有可能。如果数据表面上是用于科学研究而实际上价格奇高,这就等于对它们的获取被拒绝。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工作者们遇到的实际问题。

 

  数据的发布对科研和传播知识是至关重要的。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取决于支持该成果的数据发布以及这些数据是否可以使科学界的同事再现该科研成果。在数据发布方面受到限制或者被迫从源头重新推导时,科学工作者促进知识进步的能力就会被削弱。

 

  数据库所有者的利益应该与社会通过信息自由交流所取得的利益相平衡。要考虑收集数据时的巨额投入,也要衡量这些投入所体现的社会效益,数据必须服务于最广大的用户。为了各种目的收集的数据可能对科学有用。法律基础和社会态度应该促进人们找到数据的个人权利和数据共享所代表的公益的平衡点。

 

  立法者应该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对科研和教学可能产生的影响。著作权平衡的现状虽然仍然不尽人意,但是它还是促进了科学的充分发展。同时出版业也得以蓬勃发展。任何新的立法都应该找到平衡点,同时保证对科研和教学需要的数据进行完全和自由的获取。

 

在线低成本获取科学数据

  科研信息支持计划(PERI)由国际科学信息获取网(该网络由教科文组织和科联理事会在1991年建立)制定,提供低收费的对8 000多个期刊和数据库的在线全文访问服务。PERI的在线服务促进了对地方研究成果的获取,同时促进了研究者、出版商、校阅者、图书管理员等的因特网发布技术培训。在线非洲日报(AJOL),由科学出版物交付使用国际网络进行管理,读者可以通过因特网访问50多种非洲出版的期刊,对文章的电子版提供链接(如果电子版存在的话),同时提供文件复印件的交付服务(www.inasp.info/ajol/)、(www.inasp.info/peri/)。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领域研究网络计划(HINARI)研究成果访问计划,授权的公共机构可以享受对2 000多种重要的生物医学刊物的廉价和自由的访问(www.healthinternetwoek.org

 

  电子期刊交付服务计划(eJDS)由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和国际理论物理中心(CIPT)负责运作,通过电子邮件向在发展中国家的机构中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发布科学文章,这些国家的带宽不足,从因特网下载资料比较困难(www.ejds.org)。

 

  非洲论文与专著数据库(DATAD)在20041月由非洲大学联合会启动,促进在线访问非洲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与专著作品。该数据库成为对在非洲进行的研究的质量的控制工具,因为其他研究人员会检查其内容,并且发现研究空白,避免重复研究。DATAD最初将包括1990年以来进行的研究的电子版。第二个阶段将加上19801990年已经发表的研究作品;第三阶段将包括1980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托勒密计划是多伦多大学国际外科手术办公室和东非外科医生联合会(ASEA)的成员合作的成果。它是一个简单的模块,将已经存在的用户社区和大型的大学图书馆连接起来。同时提供对卫生领域内的高质量电子信息的接入和一种评估其对参加者影响的评估机制。托勒密计划恰到好处地为非洲的外科医生提供实用和贴切的内容:对他们的工作有立竿见影的正面影响。它也是一个简单、实用和可复制的模式,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和提升东非地区诊所的教育和研究能力。

 

  开放存档计划(Open Archives Initiative)是电子印刷档案网络协议的讨论和协商调整的论坛。它致力于使该协议在国际上被接收并且实现允许突破国家界线的多机构和多学科进行访问。这些协议保证各种电子印刷档案能够进入互动领域,以便在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访问任何一篇文章,效果就像各种资料均由同一家虚拟的公共图书馆保管(www.openarchives.org)。

 

  全球在线农业研究系统(AGORA)是一个新的举措,其目的是为某些最贫穷国家的生物学、环境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其他科学工作者提供自由和廉价地对食品、营养学、农业和相关产业信息的访问机会。AGORA提供对400个这些领域的大型期刊的访问,希望在低收入国家长期地提高研究和农业培训的质量和效率。该方案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康奈尔大学曼氏图书馆、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国际开发部(DFID)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

 

  教科文组织的CD-ROM盒虚拟实验室由教科文组织创立,并得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帮助。它通过软件创建虚拟实验室,以免费提供信息和相应的工具。它为了使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工作者能够在简单的虚拟实验室里操作(www.unesco.org/webworld/portal_freesoft/software/virtual_laboratory)。

 

  可访问科学著作的公众科学图书馆(PloS)是科学和医学的非营利性机构,其宗旨是使国际科学和医学资料成为免费的公共资源。公众科学图书馆是电子和因特网出版机构,是可以创造包括已经发表的完整文件和数据的公共科学图书馆,无论何人何地均可自由接入。它提供快速、无限地对思想、方法、科学成果和结论的访问,这些资料可能加快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并且很快取得公共知识研究的效益。为了发挥这个潜力,缺乏将出版成本作为研究项目融资的最后阶段的商业科学领域出版新模式。公众科学图书馆与科学工作者、他们的社团、其他出版社的融资机构共同努力,总有一天会成为免费访问所有的已经发表的文章的资料库,并且会提供促进科学工作者和公众使用的档案资料的工具(www.publiclibraryofscience.org)。

 

  2002年,印度Personnel de Seth G.S.医学院和孟买K.E.M. 医院的季刊——《医学研究生日报(JPGM)》与出版免费访问期刊的“国际生物信息”联手提供电子出版服务。国际生物信息和这家期刊的合作树立了榜样,发展中国家的期刊可以从廉价的技术共享中获益,并且更加开放对他们的内容的访问。

 

知识产权和推广找到平衡

  如前所述,对知识的共享还远未使其所有权失效。很多专家认为,鉴于最近的诸如著作权或者专利保护措施的加强,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使各种形式的盗版作品更易传播,盗版数量不断增加。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的推广之间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在全世界,新的数码技术大大地改变了内容复制的规模和性质,一个简单的“点击”今后就足以完成所下载的数码内容的完美复制,而阅读它甚至仅需一个临时的复制件即可。另外,从Napster事件开始,人们每天看到更多的点对点连接软件的涌现,内容创作者的权利和生产、传播其作品的文化产业的权利都受到侵害。1996年修改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1995年在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系列框架协议下谈判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都将创作者的利益置于比使用者优先的位置。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扩大了20年(现在是作者去世后70年,而不再是50年)以便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关于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见框注10.8。另外,还创立了新的知识产权权种(比如在欧盟,使数据库“可访问”的权利)。最后,还有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发展(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或称DRM),这只是部分例子而已。我们同时看到知识产权的经营方式也有新发展(实行按使用收费或者下载软件必须接受不可转让的证书)。这种演变根据各个国家知识产权的特性在不同国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框注10.8 教科文组织与著作权的保护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其目的之一是为“以词汇和图像表达的思想的自由流动”以及“使各国人民都可以获取各国人发表的内容”提供便利。为此,该组织鼓励国家间在各个知识活动领域进行合作并向相关国家推荐相关的国际公约。它还鼓励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文学、科学、音乐和艺术作品的生产和创造。作为鼓励创造和革新以及发展文化的重要手段的著作权保护也是在该组织成立之初的任务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遵守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的保护标准上力不从心,该公约是在著作权保护方面最早的国际工具,教科文组织当时受命起草一个使不同法制传统的国家享受知识产品的国际保护的国际性公约。著作权国际公约于1952年通过并于1971年修改,它通过创立共同的法制目标以及促进对创作者权利的尊重和促进作品的国际流动,特别是促进以教育为目的的国际流动,使得对著作权的保护扩展到国际范围。

 

  今天,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大地改变了作品和服务的流动条件以及对受保护的作品的获取和使用方式。创作者、社会和受保护作品的使用者的关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通过的因特网协议实际上促进了著作权和其他权利的改善的话,目前的情况还是任重道远的。作者、艺术家-表演者、文化产业、集体管理社团和接入与服务供应商、书商、科学工作者、消费者、政府、立法者和国际组织在实现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社会的有效的司法框架前还有不少路要走。这个重要和紧迫的任务需要辅助于对消费者的教育,特别是对年轻消费者的教育,以便推动对那些运用创作性才能为全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的权利的尊重。

 

  著作权根植于这样的观点:对创作作品及其作者的保护所获得的利益和保证公共利益以及基本的自由互相平衡。这种平衡会得出著作权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推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以及文化的传播。教科文组织承认在电子环境下使用作品和演出时保证权利人和使用者利益的适当平衡,这种使用限于以满足教育、科研、图书馆、信息传播和视力差的人的需要为目的。

 

  在这种环境下,教科文组织的政策在于鼓励成员国不仅仅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制定有效的著作权保护政策,还要促进对知识和信息的全面的合法的获取,以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

 

  这种不平衡甚至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初衷。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初衷是鼓励知识的创造、生产以及革新,同时确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在这个严格的期限内,作者享有创作所应得的报酬;这个期限结束后,创作的著作权归于消灭,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以便公众从中受益。从经济角度看,知识产权通过赋予临时的专有权使创作者收回最初的知识投资成本。这足够鼓励创新,因为它使第一个进入该市场的人获取了增值。知识产权同时向消费者提供质量保证,使他们可以相信这些被赋予权力的产品的质量。但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它只是一种激励,这种激励应该鼓励创作者和传播者创造更多的知识。公共知识领域的存在对于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得到鼓励的知识创造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使每个新的知识创作者从中汲取共同的资源。而过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推广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自动地促进革新:开放源代码软件或者创作共享软件的成功显示,所有制之外的其他经济解决办法也可以取得丰硕成果。

 

  发展的迫切需要呼吁在知识产权领域“合适”的解决办法,知识的生产者一般不表现为特别的保护色彩,除非其事业已经步入正轨,而在他们的成长期、创新的研究期、消费知识阶段,他们更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保护知识公共领域的存在。在发展方面没有“标准尺码”。因此应该始终良好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和国际标准对最贫穷国家的影响。全人类只能在更加密切的南北合作中找到利益,南北合作中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而且考虑到知识产权对地方创造者和发明者的激励(动员)作用。

 

   因此,如果人们希望知识社会的发展使最大多数的人获益,保持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公共知识领域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平衡不能演变为内容生产者和使用的对立,或者知识领域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间的对立,因为这样会成为“总和为零的游戏”并且各方的利益都不能趋同。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正如JAMES BOYLE所推荐的,评估采取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知识环境的影响。利益和解的努力应该实现知识在三个产权领域的平衡发展:现有立法框架内私有部门临时拥有的所有权的保护领域、公有部门所属的领域以及最终全球都可以进入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知识的普遍获取

  正如“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中强调的,信息或者知识的公共领域是由“公众可访问的信息组成,对这些信息的使用不应损害任何合法权益和任何保密规定的。它因此包含了任何人不经授权即可使用的作品或者邻接权客体,比如国内法或者国际法没有实行保护,或者保护期限已经失效的作品。它还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产生的并且自愿向公众提供的公共数据和官方信息”。因此,对知识的占有问题和扩大公共领域的问题对广大的公众并非真正存在,因为大多数的可以作为人类发展工具的基本知识都属于公共领域,比如数学、水的沸点、电流的特性和医学的基本知识。知识的占有问题只是在随着全球知识经济出现的国际竞争中才成为真正的热点。但是,对公共领域知识的普遍获取,即使有权利做出保证,仍然远未成为现实。可是如果人们希望知识社会的发展使全人类受益的话,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序曲。

 

  不必赘述反对数字分裂的技术和政治解决方案以及所有人的终生教育的必要性发展,这里重要的是强调促进对公共领域知识(或者信息)全面获取可以通过两个方法的普及大大便利。在最近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后,这两个方法以他们的开放性和合作性脱颖而出:第一是提倡著作权法律和条约承认的限制和例外(例如对内容的“公平使用”的方法),第二个是共同创造方法(其中开放源代码行动是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承认对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的这种作法等于是容忍和规范了某些做法,比如私人复制,只要这些做法不是为了商业目的或者不对受保护作品的权利人造成损害。“公平使用”确定了所谓国家关于著作权和其他权利所有人的权利的例外和界限立法“开放”的制度(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在作品或者文化演出是非营利目的,是为了公益事业和对作品的使用不对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损害时)。这种制度是美国现行的制度。但是也存在其他所谓“半封闭”的制度,比如英国的公平交易制度,还有欧洲大陆的“封闭”制度。今天,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的许可证制度力求提出一个对于在数码环境中潜在地减少设限和例外的范围的合适的答案,这可以由实行限制对作品和演出的非许可的获取的技术手段和开发权利数字管理系统来得出。

 

  合作创作的做法为使用者创造了开发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工具的可能性,以至于这些做法可以鼓励使用者自己成为知识的创造者。这些做法还表明限定于某一背景的知识可以被已经超过其最初背景的更大规模的项目的再利用。他们的原则在于非竞争性共同开发,这个概念我们在知识共享部分已经提到过。实际上,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开发比如Linux,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知识领域内合作方法,并且值得我们对它给予特别关注。

 

  最后,应该区分公共领域的信息和必须保密或者加以控制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与私生活有关的信息(隐私)、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或者商业秘密。与上述第二类信息不同,第一类,也就是属于公共领域内的信息应该被传播。在这方面,政府当局显而易见能够在公共领域的信息提供方面起到基础作用。当然,我们不应该把知识公共领域和知识产权的区别简单理解为公域和私域的区别。很多公共研究实验室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因为这些成果有利于回收投资或者加强为研究融资的国家的国力。但是,电子政务的进步为政府促进公共知识领域的发展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自由软件和开放源代码

  自由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促进了创造和共享知识的新方法的出现。当软件的源代码和设计基本元素对所有人开放时,这个软件就被称为“源代码开放”软件,它与至今还占上风的不开放的源代码,被认为是秘密并封闭的“所有者”软件相反。这种开发模式被称为“基于设计者和使用者各自能力领域的分割”的软件。

 

  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引起的巨大的转变在于对源代码的共享,这种共享可以通过反复处理促进其研究、修改和改善。因为,任何熟悉计算机编程的个人可以研究这种软件的源代码并且自己或者与他人合作修改或者改善该软件。他还可以在共享空间向其他开发者和用户提交这个对软件的修改并就此进行讨论。如果这种修改被社会所接收,修改和完善的软件于是成为新的质量更好的基本版本,并由社会所共享。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是通过分散化和集体参与促进革新的一个新方式。另外,开发过程的共享性质促进空前的合作模式和学习模式,这个方法的一个成功因素就在于一种有效的认识论分工,这使不同的参与者专注于他们自己感兴趣或者有特别技能的领域。

 

  另外,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发展不仅引入了一个开发模式,还引入了新的经济模式,因为这些软件开发时不需要巨额的投资和申请专利。这就是为什么它已经被在大多数与因特网有关的项目中以免费、开放、志愿开发和模块化的程序(自由软件)的形式被广泛地采用。

 

  总的来说,自由和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开发模式可以代表一个新的前景广阔的途径,该途径可以限制确定限制性(或封闭)标准的影响以及限制其在知识社会中的占有权。像我们所见到的一样,恐怕对格式的标准化会导致内容处理方面的封闭标准的产生(而不是开放标准的概念),这与使新技术成为自由的和潜力不断增长的空间是背道而驰的。

 

  标准化并不应该等同于同质化,而应该是在促进创新和文化自由的必要性以及共同代码的迫切需要方面找到平衡。自由软件的开发模式表明同质化的问题并不存在于共同的或者世界的现有的代码中,而是存在于他们的设计方法中:所以并不是标准化与标准缺失的对立,也不是开放标准与封闭标准之间的对立。为了真正起到作用,标准应该是全世界都可以接触到的并且是没有任何限制其使用的措施的自由标准。

 

民主公共空间的更新

  全社会的知识共享的好处并不仅仅限于创造新的知识、促进公共领域知识的发展和减少认识论分裂。知识共享的概念远远超过知识的创造者和知识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普遍获取知识。知识共享是开放价值、信任、好奇心、交流与合作的载体,是独立和首创精神的源泉,知识共享呼吁每个人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借助于所有人参加社会生活的更新,知识社会才能成为所有人的知识社会。现在我们已经从把知识作为共同财产来共享的问题发展到集体参与一个共同事业。知识社会的发展对公共生活,对治理和社交模式没有重要影响吗?有无可能在开放和尽可能透明社会中,在尊重自由可能成为由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集体所组成的人类发展的源泉时,鼓励民主做法的更新呢?连接知识社会与民主的深厚联系不是正被民主生活中,知识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和受过在公共空间完全行使其责任和对政府的决定有自由评判权利的教育的公民的能力所诠释吗?

技术民主中的知识与权力

  知识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它还促进人类的发展和个人的自我赋权。在这方面,知识是权力的源泉,因为知识创造行动的潜力和能力。知识社会的缓慢出现导致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行动能力的空前扩张,这种行动能力首先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民主制度中得到行使。从雅典早期的民主开始,权利能力是公民身份的组成部分。参加选举,不管是历史上的纳税选举人制度还是或多或少的民主制度,一直要求满足某种能力为前提,这种能力的定义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普选只是在对所有人的教育普及、确定男女获得选举权的年龄以及取得公民资格、媒体自由与独立后才会成为有效的民主事实。知识因此成为引导为了共同财产和普遍利益进行的政治选择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知识在民主社会中是公民能力的条件,应该防止同一个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之间知识的差距会导致赋予知识最丰富的人在公共事务讨论中过多的权威,并且提防知识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巧合最终导致将监管权力赋予有限的公共事务专家圈子。因为专家的权威远非一贯合理,尤其是当他在非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冒险并且对经常需要触及集体偏好和常识的公共问题行使精神权威的时候。对政府在公共空间外做出决策,尤其是政府根据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的立场做出决策以及民主讨论仅仅是纯形式上的辩论的怀疑是公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简单借口。但在知识社会,专业知识的普及不正是防止滥用权力和抵制压力集团的最好方法吗?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够评估专家的专业性,这些专家就必须向公众解释他们的建议会对集体决定产生何种后果。

 

  知识社会的发展可以为各种更具参与性的民主模式开拓新的途径,在这些民主模式中,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方式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并不影响立法者和领导人的任命方式,他们的合法代表性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实际上,技术民主特性将是参与者在混合论坛中讨论技术或科学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今天,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这将越来越真实,科学政策的讨论(生物伦理、转基因、微电子工艺等等)如果缺乏多方参与者(专家、政治家、非政府组织、媒体、企业和公民)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鼓励学习的进步,因为今后公众必须获取信息以便对由公民进行自由审查筛选出来的专家意见做出明确的判断。知识社会因此在政治理论界称为审议民主的框架内创造了民主专业化的可能性。实际上,知识共享建立了共同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进行民主讨论,解决争端并且可能达成共识。因此知识共享并不仅仅促进公共领域知识和信息的发展。它开辟了真正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民主聚会和讨论的空间,对手段的讨论总是演变为对目的的讨论,并且最终成为对价值的讨论。这足以矛盾地表明,理性和乌托邦在知识社会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因占有知识而被赋予的权力效力的评估不应该承认知识内部或者知识共享社会内部存在的权力效力。知识本身就是行使权力的场所,因为知识位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内核中,比如“协作”的双重含义,既是生产知识的方法论也是建立在协作、共享和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模式,有些评论者还强调科学本身就是同一个知识共享社会的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场所。

电子民主与电子政务

  伴随着知识社会而出现的新技术手段(这也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一个信号)同样可以给民主参与提供前景广阔的新工具。很早以前,没有限制地和低成本地参与政治的梦想以及使政治活动理性化的意图都先后在技术民主和电子民主的承诺中有所体现。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理性主导社会的电子梦想诞生了,这个梦想同时在计划活动中得以体现,特别是在有国家干涉主义传统的国家。

 

  今天,因特网和其他网络在一些专家的眼中成为更加民主的新关系模式的颇具前景的工具,尽管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要过于乐观:每次通讯革命都会引起抒情诗般的幻觉和完全民主以及没有冲突的乌托邦幻想,但是历史很快将其打碎了。但是新的电子政务工具可以促进民主治理方式的巩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见框注10.10)。

 

框注10.10 南方国家的电子政务

  加强电子行政能力通常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被管理者的日益增长的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私有部门运作者压力(比如公共管理咨询公司)。电子政务方式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G2C)的互动,促进政府与商业界的互动(G2B)和政府各部门之间(G2G)的互动。

 

  一些南方国家比如智利、巴西和印度是这方面的领头羊,他们在政府治理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即使在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人们还是愿意为维护电子政务系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表明了人们对该系统的满意程度。这也可以使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并且达到反腐败的目的。通过电子政务无疑会引入现代化,电子政务也可以成为民主进程的有力催化者。

 

  诚然,各国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在非洲,优先考虑长期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在亚洲或者拉丁美洲,应该在网站的维护或者内容的质量上下功夫。但是无论在哪里,知识社会的出现都为被管理者们所期待,这种期待是国际信息社会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可以满足的。

 

走向民主做法的更新

  那么在那些“联网”的国家,民主参与领域新技术的发展真的改变了民主行为和做法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确定三个相互矛盾的阐明电子民主的概念:电子悲观主义、电子怀疑主义和电子乐观主义。最后一个现在正在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有些作家认为万维网并非推广文明讨论和论述并成为容忍和开放思维之源的空间,而是表现特异反应性的公共场所,它助长了个人观点的激进化。确实,新技术在某些国家大大改变了“政治报价”的性质,引起了选举人新的期待。因此,通过很多研究,人们可以看到新技术对民主参与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在重大问题防御方面的参与和以公民承诺为中心的参与。正如图10.1所示,在知识社会,人们使用新技术获取并且完成自己的关于涉及国家利益或者世界利益的重大问题的观点,最终导致社团激进主义的升值,而不是导致以选举或者传统政治军国主义参与政治的古典形式的卷土重来。面对以前的契约团结,这种发展具备依托于社团联系的新的团结形式,这不正是表明知识和价值一样可以作为联合的原则吗?

 

 

面对世界范围结社现象的蓬勃发展,还有必要提醒一下结社也是民主的一个原则吗?这足以表明在知识社会中,个人的独立性和知识共享可能导致新的团体民主的发展,同时导致关系个人主义的出现,这种个人主义表现为不断与既不实行自由个人主义又没有群族倾向的他人谈判。在伪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两块暗礁的夹缝中觅得一席之地。

 

  对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等全球风险的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进步25表明国际公民资格的出现,他们的国际动员能力由于新技术和新技术支持的跨国组织的存在而大大增强。因此,知识社会能够成功地促进真正的观念共享、文化间的对话和民主合作新形式的形成,而信息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些方面失败了。

 

  如果政治参与的危机真的与在弥漫着对公共利益和集体行为漠不关心和索然无趣气氛的当今社会中项目缺失有关的话,这足以表明,知识社会的出现可以对建立在未来伦理基础上的新时代有利。因为知识是通过长期耐心地积累建立起来的,并不会在短期被根本否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知识工作与历史和未来维持着双重关系,它要求具有长远视野,这使我们得以跳出圈子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汹涌而来的信息大潮。知识不该将我们推回象牙塔。相反,在知识社会,展望未来将引导我们根据可能产生的后果,追问我们现在的选择和决策。知识社会中的民主应该是未来的民主。它更具参与性、对个人发言的开放性,并且增加本地交流空间和论坛。如果此类演变趋势得到证实,人们有道理期望知识社会成为团结形式的更新场所。因为它再不能局限于目前不断更新的对子孙后代考虑甚少的社会契约定义,那时替代它的可能将是以时间为导向的契约形式:共同完成一个项目。

 

结束语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推行这种仅按照在最发达国家已经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惟一模式。因为这种惟一模式无疑会拉大已经存在的鸿沟并导致新的排斥方式的产生,这些不仅会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还会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当然,在这个阶段,知识经济仅仅是作为各种转变汇集后的特征。这些转变包括知识投入的增长、新技术的传播、促进知识普及的制度改革。然而,这种变化很可能最终导致以私有制竞争市场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普及,而发明和创新过程的私有化可能会使自由获取信息本身成为问题。知识和信息之间日益加深的概念混淆充分说明了这种潜在的偏离。此外,鉴于最发达国家为达到知识经济尚需花费巨大投资以及目前巨大的数字鸿沟、知识鸿沟和始终存在的发展差距,如何能期望众多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知识经济?

 

  再者,应注意不要让联合国关于建立知识社会的观点看起来像是要改变知识经济或信息社会这些模式的特殊模式。因为对于发展而言,只有“量体裁衣”的措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论是关于新技术利用还是关于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与发展政策相结合,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常常具有不切实际的缺点。对于最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衡以及各国内部日益加深的知识鸿沟的严重性,我们还远没有重视起来。在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农村人口通常占据绝大多数,他们首当其冲成为实现知识社会必然进程中的受害者。

 

  知识经济不能独立构成知识社会方案的基础。因为它不能涵盖知识的所有层面。在这些层面中还包括一些无法商品化的价值。而在这些价值中,我们特别强调推进知识有效共享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一些不发达国家有可能沦为全球化知识的简单消费者。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流失,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或卫生方面的人才流失,确实使这些国家丧失掉很大一部分科学人才和科研能力。真正的知识共享要求很多转变,这些转变将不仅仅局限于通过网络进入农业、卫生和信息技术等重要领域的数据库。国际社会应该采用各种手段来应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及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在内的重大挑战,目前在这些方面科研投入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理由谈论面向全民和世界各国的知识社会。

 

  另一个应当避免的危险是:只要一想到真正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几乎都会倾向于技术决定论。因为,对于创新的机械看法无法体现它的不可预见性。应该在全体社会参与者广泛民主协商的基础上确立长期社会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迈向知识社会的真正演变。然而这种讨论目前还仅限于少数社会、机构参与者或国家,它们通常以不同形式遵循着以知识为基础,本质为精英主义的经济的逻辑。

 

 

有能力推进知识社会吗?

  建设知识社会的目标是宏伟的。实现全民基础教育、推进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世界各国研发力量的普及(通过技术转让、调整人才的世界流动或发展数字团结来提供帮助),所有这些旨在使所有人都能参与知识共享、在世界各国哪怕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建立真正的知识潜力的努力是我们的一项宏伟任务。这样的志向会实现吗?国际社会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和政治决心吗?

 

  目前,我们还无法估算国际社会为把世界各国引入知识社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和代价。我们只需想想看,如果进一步开发本土知识就可以使不发达国家巨大的知识潜能得到发挥利用。不过,目前相应的开发手段还有待确定,因此,这项政策的成本暂时还难以量化。

 

  但是,通过一些指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知识社会预期的目标还有多少努力要做。公共开支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在入学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然而,虽说发展中国家2000年拥有2 600万小学教师,可到2015年这个数字还需再增加1 500-3 500千万(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需增加300多万),这就意味着要大幅度增加预算开支。再者,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立的到2015年所有人都能享受基础教育的目标之需要:在非洲,为实现此目标,经济年增幅需要高于8%,目前这对于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几乎无法实现的。根据教科文组织的预测,要想在2015年以前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普及初等教育每年至少还要增加56亿美元的投入: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要把这些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到目前水平的8倍。

 

  即使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尽管这种解决方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很难行得通,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照顾最早进入革新市场的人的利益——目前的发展趋势能让人指望知识社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不是惟一的涉及对象。民间社会的促进作用,如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在孟加拉国取得的成功经验所示,以及相关国家的私营部门的贡献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当然知识社会还要求对于优先项目要明确制定预算,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标榜的目标和政府的实际行动不相符。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增加教育预算,除了削减其他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塞内加尔新近把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教育(2004年占其预算的40%),这项举动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而言,军事投入相对于教育预算的比重可以被视作一些国家关于建设知识社会和实现千年目标所定政策的可信度之重要参数。1990年代,全世界的军费开支曾一度下降到1997年的7 800亿美元;此后,这笔开销直线回升,2001年为8 390亿美元,到2004年则激增至1万亿美元。还应注意到的是,除裁减国防预算,还可以通过诸如削减部分开支、提高公共事业部门的收益、对行政部门进行合理化调整、取消无效补助和反腐败斗争等大胆改革政策来有效增加资金,以促进教育发展和知识社会崛起。消除贫困和构建知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通过重新组织现有预算来加以解决。

 

  近年来,我们采取了一些政治方案和创新方法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些方法也可以用来加强知识社会的某些要素……债务交换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所谓债务交换就是债权人——包括政府、多边组织、私营银行——以债务国保证把所欠款项用于人文和可持续发展等具体项目为条件免除债务国剩余债务,对这些项目的投入通常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的。这些具体项目中,应该特别提到基础教育及环境和卫生政策。这些机制既能保证这些国家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又能减少它们的外债。

 

  进行国家规划的新方法也能促进将重点放在知识社会的重要领域。这些新方法中包括全部门办法,这种办法通过和各发展合作伙伴(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主要捐赠者)联手使在战略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先干预成为可能。全部门办法特别运用于教育领域,然而它同样适用于卫生、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另一个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方法是通过强制结果将捐赠人的援助用于具体的行业性事务。

 

  此外,还应当提倡把知识社会发展战略地方化,因为这种手段突出了重视各地具体情况和存在于特定区域内部不同发展动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这也正是20003月在欧盟内部通过的关系到欧洲未来10年发展的里斯本战略6的目标之所在。对于非洲国家而言,非洲联盟制定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也构成一种创新构想。其目的就是实现非洲联盟内部协调发展、通过实施旨在促进和平以及贸易、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新型政治经济措施来改进管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还将致力于通过地区和次地区伙伴关系促进一体化的实现、引进同行评议机制和寻求国际援助支持。

 

  最后,官方发展援助本身也是构建知识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然而,鉴于目前捐赠者的出资规模,如今的局面并不太令人欢欣鼓舞。2003年,官方发展援助为690.3亿美元,仅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25%。目前我们离《蒙特雷共识》或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2002年)中重申的将援助金额提高到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还相差很远。可是,比起2003年全年2 000亿美元的烟草消费开销,或者全世界8 790亿(比2002年增加11%)的军费开支来说,这区区几百亿美元又算得了什么呢?2003年援助国用于教育方面的援助金额为67亿美元(其中有30亿美元用于高等教育)。上世纪90年代,用于教育的双边援助从50亿美元下降到33亿美元,仅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7%2003年,这项援助再次达到了50亿美元,占双边援助总额的7.5%。跨国机构用于教育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从1996-1998年间平均每年9.54亿美元下跌到1999-2001年间平均每年7.99亿美元的水平,2002-2003年才增加到13.5亿美元10。尽管最新统计数字表明情况略有好转,但真能说国际社会已有能力和政治决心推动知识社会的发展和在世界范围内的腾飞了吗?

 

知识社会的三大支柱

  面对这些挑战,国际社会——不论是政府,还是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或是私营部门——应该优先发展能够作为真正全民知识社会三大支柱的以下三种战略:

 

  — 更好地利用现有知识以消除知识鸿沟

 

  — 具有更高参与性的获得知识的方法

 

  — 更好地整合知识政策。  

 

支柱一:更好地利用现有知识以消除知识鸿沟

  所有社会都是丰富多彩的知识的所有者,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借助于它们自己通过各种手段、实践和工具创造出来并加以传播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门类的知识。凭借这种方式,它们拥有了较快获得自身发展能力的基础,而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整个地球都在经历全球化洗礼的崭新时期,今后要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是否能够维持住因日益加剧的人才外流而受到重创的现有发展能力。

 

  然而,如今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认识和利用它们的现有知识,并发挥出这些知识的潜力来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因此,首先应该促使每个社会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知识的丰富性。应该通过更准确地定位更好地利用这些优势,这种重新定位从全球化的众多动力中获取更大的好处。另外还应准确识别每个社会的弱点,特别是在信息和知识的获得这一方面。所以应该重新指导教育和科学政策以优先满足广大民众在农业、水和环境治理、卫生、工业和服务业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加强人类安全。  

 

  开发现有知识就需要统计教育、科研和技术发展领域的人才,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现有优势的作用,不管这些优势有多么微弱。通过这种办法,还可以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制定发展战略或反贫困斗争。根据已往经验,如果忽视知识带来的发展潜力就会导致真正的错误,例如目前在非洲存在的高等教育危机;还有,凌驾于反贫困战略之上的宏观经济调整通常会以牺牲教育和卫生投入为代价;再有就是,没有一个有可参与性的真正意义的公众讨论可以触及这些首要任务。

 

支柱二:具有更高参与性的知识社会

  要想认识现有知识的丰富性,就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参与者,而不能只局限于对今天公认的“本土知识”或“传统知识”的识别,局限于开发和具体保护的目标。只有最大多数个体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仅仅是现有知识的消费者,这样的知识社会才是名副其实的知识社会。

 

  然而,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建立在全民参与基础上的知识社会方案在国际民间社会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意见分歧。一些知识社会的重要参与者,诸如教师、科研人员、创作者、记者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对下述领域国家、地区乃至国际政策决定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研究、环境、卫生、风险和危机管理以及新技术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发展。于是,正如我们在转基因组织问题上所看到的那样,在与知识社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内部产生出了意见分歧。同样,在一些社会内部,想要就研究或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问题达成一致变得极其困难。若要动员全体知识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共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消除他们之间意见纷争就变得尤为关键。显然,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关于未来知识社会的讨论应该在更为民主的基础上进行,这样才能把知识进步、技术发展和参与性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未来道德观。

 

  此外,国际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对接触权、进入权和参与权的迫切渴望印证了在发展和反贫困方面的新需求。因此需要重新思索公民参与、接触和进入正在孕育中的知识社会的方式。事实上,我们不能只从分享利益——这些利益由上层部门笼统地加以确定——这个角度去把这些方式想象成为由新技术密集使用和科研应用催生出来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简单结果。各个参与者应该共同决定希望采用的发展模式。由此,新的制度形式,诸如混合式论坛,公民会议和由决策者、议会议员、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同参加的讨论,应该会对未来知识社会的崛起起到促进作用。

 

支柱三:更好地整合知识政策

  在众多领域中,我们都能观察到预示着知识社会腾飞的变化,这些领域数目众多、复杂多样,于是便呈现出某种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只有通过更好地整合知识政策和澄清“知识社会”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目标才能被消除。

 

  归根结底,长期政策的制定有赖于确定上述目标和制定相应的社会计划。通过制定长期政策,我们就可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满足以知识为依托的发展需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要制定这样的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有关现行各种知识政策社会影响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系统(尽管地方性和国家性计划层出不穷),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教育政策、对科学信息获取途径的改造、广大社会参与者对科学信息的使用或是网络民主(电子政务)发展可能引发的后果。

 

  为促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的崛起,我们不能仅限于制定纯粹的行业性政策。从我们倍加重视的目标来看,应当积极落实达喀尔全民教育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关于基础教育的六项目标。关于高等教育问题也应当进行广泛的商讨。我们目前确实拥有足够的手段来精确衡量我们要面对的挑战的规模吗? 将预算优先用于教育和研究系统,在地方范围内通过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团结最不发达国家和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来使最大多数人参与进来,这是梦想还是政策?经过多年旨在更好地了解现行变革之实际情况的深入思索,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现在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此篇报告末尾提出的十项建议就是为此而写的。因为,只要知识社会的各个参与者——不论他们来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或是民间社会——齐心协力实现这个梦想,落实必要的政策和条件,那么知识社会就会成为所有人发展的现实。

 

建议

  根据本篇报告提到的观察结果和探讨的思考方向及行动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提请各级政府、国际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注意采取以下建议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建议突显了知识社会的伦理框架,并为推动知识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尝试手段。

 

1.加大对高质量的全民教育的投资,保证机会均等

  促进知识社会发展的意愿是全世界共同的一件大事。减轻贫困、确保公共安全和人权的有效行使是必不可少的。这项意愿不仅意味着世界各国应更加努力,根据自己的能力,将自己的经济增长成果重新用于提高知识生产力,而且还意味着要通过发展中国家、捐赠国、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间更有效的合作,为全民教育筹集更多的资金。尤其是:

 

  各国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教育,并确认执行以下原则——任何致力于发展基础教育的国家都将不会因资源缺乏而放弃努力;  

 

  捐赠国应以有效方式提高官方发展援助中教育经费的比重,并通过与受益国合作,使这种援助落到实处,更为灵活、持久。捐赠国尤其要为这些国家提供实现全民初等教育必需的补充资源;

 

  国际社会同样应该提倡实行新的教育及科研资助方式。这些方式包括重新分配债务(债务交换)、取消债务及利息,从而保障基础教育所需资源;

 

  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合作伙伴应该在未来几十年尝试建立“教育时间信贷”,个人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可以根据自身爱好、职业规划、工作经历及时间安排选择什么时候开始下几年的教育;

 

  通过安排多样化的教学进度、设置恰当的教学形式与阶段,继续发挥高等教育机构在全民终身教育方面的贡献;  

 

  所有措施应该首先让最贫困最边缘化的人群及包括孤儿和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受惠;

 

  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的质量应被视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需要和权利。教育应该培养可以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学习者,尤其是要鼓励他们发展创新能力、公民与民主意识及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必不可少的本领。教育投资重在改善学习环境,提高整个教育工作和教育职业的地位。(见第一、二、三、四、五和第十章)。  

 

2.增加公众获取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场所

  为了方便大众上网,有必要借鉴目前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增加公共上网场所,特别是“公众多媒体中心”,它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共享,使得信息和传播技术成为社会化的新载体。为了熟悉并熟练运用数字工具,同样应该在没有足够财力支持的社区或国家推广免费软件和便宜硬件的使用,鼓励软件开发者和入网提供者创造与文化相适应、能促进表达自由的内容(见第一和第二章)。

 

3.扩大现有的内容,鼓励知识的普及利用

  知识公共领域的发展必须以最大多数人能确实并方便地获取知识为前提。主要的知识场所,如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中心、博物馆和图书馆,应该通过自身改善了的资源联网和借助便宜的高流量连接,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自由获取和传播属于公共领域、尤其是科学方面的知识应该得到政策和立法的支持。在获得出版社或版权所有人同意的前提下,鼓励创建有关市场上无法求购的珍藏书籍的网站,任何对此感兴趣者——图书馆、企业、行政机构、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都可以筹建(见第三和第十章)。

 

4.为更好地共享科学知识携手努力

  创建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联上的科技合作网,并集体管理。事实上,这种连接可以让彼此相隔甚远的科学家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实现合作,比如对人类基因的探索,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研究,因此为更好地分享和传播知识(相互操作准则、元数据标准、设备、数据库、庞大信息中心、或许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提供了一种带有特权性质的手段。合作的实现有利于在全球不同区域间——尤其是“南北”“南南”轴线间——建立知识共享、长久创新的平台(见第六和第八章)。

 

5.为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共享环境知识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要求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享环境知识。应该设计融合当地知识和科技知识的全球环境监测器,并创造仪器使用相应的条件,比如联合国在20051月建议:需要建立全球预警系统,以应对各种自然灾难。为了保证国际上有关环境的重大提议得以执行,这种设备将是必不可少的,它也将有助于“地球信息公共空间”的落实,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对将来,地球信息都是安全的源泉。我们同样鼓励共享环境知识时,遵循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新的合作类型(见第八章)。  

 

6.重视语言多样性:多语的挑战

  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之一。知识社会也将建立在“双重多语”的基础上:个体的多语和网络空间的多语。一方面,自初等教育起就应该鼓励学习双语,条件许可的话,甚至是三语。另一方面,应该支持多语数字内容的创建,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另外,可以借助因特网和其他信息及传播技术在网络空间推广语言多样性,比如依靠相应的科技设备储存、转化及利用小语种,这些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加大研发投资的设备包括:单代码,自动翻译软件,国际域名在非拉丁字母语言中的发展,等等(见第二和第九章)。

 

7.逐步实现网上知识的认证:向质量标签迈进

  为了确保用户取得一定数量确切可靠的内容,尤其是科学信息方面的内容,研究设立知识认证标准的技术与法律可行性是十分必要的。今后,网络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为方便上网者,应该设置公平公正的规则和标准,确认哪些网站提供的信息尤其可靠、质量可以放心。这种跨学科的规范工作需要汇集多方努力,除了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公共或私营机构,还要有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比如,可以引入能够涵盖一系列知识的质量标签这个概念(见第一、二和第八章)。

 

8.为数字团结加紧创立伙伴关系

  为了实现数字团结,应该加紧各方代表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对象包括国家、地区、城市、相关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这项优先考虑普通民众提议的工作将建立在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不同国家内部的团结机制的基础上:城市之间、各个地方行政区域之间的“数字伙伴关系”,工程“赞助”,信息公园的更有效利用(见第一、二和第六章)。

 

9.增加女性对知识社会的贡献

  性别平等和妇女自主应该是知识社会的核心原则之一。知识的公共领域必须包括女性特有的文化。同样,方便女性获得发展特需的才能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通过以下措施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给女童发放助学金;发展中国家妇女可以自主安排时间,从而利于接触网络;增加女教师的数量;提升妇女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妇女从事科学研究或技术工程。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女子监察员,追究歧视案例,监督目标的按时实现,可以保障妇女在参与领导(无论是在国内、国际公共机构还是在私营部门中)方面取得的进步(见第一、二、四、六和第十章)。

 

10.衡量知识:拟订知识社会指数?

  相关行为人可以研究一下拟订知识社会指数的可行性,这些指数有助于在缩小国内或国际认知鸿沟方面确认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对各种政策、各种行动(不管它们属于公共领域、私营部门还是民间社会)而言,可信的测量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应该尽可能地打造统计工具,通过搜集包括经济系数在内的各种数据,对知识进行衡量。这种追踪体系需要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及民间社会的合作,才能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提高统计能力。除了设立科技指数——这项工作尤其要在对科技认识还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进行,衡量工作还要着眼于知识社会的其他构成部分,如教育、文化和传播(见第六和第10章)。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二十一世纪(25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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