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通过了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协议,其中之一便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根据该公约,大多数国家承诺在确保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公约》确定了以下三个主要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因素,以及公平和平衡地分享开发生物圈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重要的是应提醒注意,早在1968年,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便呼吁设立一些代表主要生态系统的陆地保护区和沿海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内保护遗传资源,展开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观察和研究。早在1970年,教科文组织便提出了政府间“人与生物圈”计划,真正地预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便建议一个保护区“世界协调网”。生物圈保护区可以作为特定生物栖息地来保护地球主要生物地理区域的多样性样品,在地区、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分享知识和手段。

 

  绿色革命也是教育的一个来源,因为绿色革命要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要让农民接受新的良种。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选用良种费用高,而且还因为信息系统有覆盖不到的空白点,以及新的战略不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和做法。最后这一点是核心问题,因为一个良种的生产效率最后应得到活体验证,而不是试管验证,换句话说,应是在庄稼地里得到验证,而不是在实验室的密封试瓶中得到验证。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农民的抵触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愚昧无知”和缺乏上下沟通。 但如果对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强制性和傲慢的做法,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因为这样做忽视了最直接相关行为人的声音,这在特别是像农业这样一个领域是禁忌,因为在农业领域,当地的条件经常是对良种的收成影响重大。

 

  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教育有利于知识社会飞跃发展:倾听农民的声音,才有可能更加确切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关切。扩大农民的参与不仅仅是因为公民必须参加与他们相关的决策,还因为倾听农民的声音对科学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非并罕见的情况是,农民了解科研人员和育种工作者所不了解的品种、效果和技术,这就驳斥了认为农民愚昧无知的顽固偏见。如果说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政府机构和科研中心之间的国际合作,那么绿色革命的第二阶段无疑是要更好地吸收当地的实践者和民间社会参加推广普及良种,而且还要吸收他们参加培育良种。因此应建立一些网络来保证科研工作者和农民使用者之间的协作。

 

  必须与农民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这尤其是因为改良种子方面将要取得的进展是有风险的,可能要经过生物技术的飞跃和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而在现阶段丝毫不能证明这一切在生态方面是否能得到妥善控制,在政治和法律方面是否能为人接受。在转基因生物方面,国家有责任实行相关标准,进行相关测试,科学地、完全独立地评估对生态造成污染的风险。

 

  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有责任在上端展开工作。一方面,尽可能地继续支持非赢利机构,这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在目前生物技术的背景之下也是如此,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过去主要是私营部门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是集约农业,在效率和投资回报方面极少能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市场需求最常见的是有利于粗放农业。正如转基因生物问题今天被提出来那样,该问题与经营方式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围绕着限制使用某些基因技术展开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便是证明,一些国家已限制基因技术的使用,其目的是阻止对未经许可的种子进行再利用和用来播种:与农民习惯的做法相反,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农民直接依赖于农业粮食加工业,并阻止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本地试验和发明。且不论农业-工业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的种子是何性质(不管是否属转基因生物),赢利性目标会产生同质化的作为,不能维护生物多样性,也不能适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条件,其中许多种子今后将像那些被科研遗忘或不再研究的疾病一样,成为孤儿植物的种子。

 

  但是,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意识到,将农业科研任务交给国家部门以解决被科研放弃或忽视的孤儿植物问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贫穷的赤道地区。在孤儿植物方面,国家科研脱离农民使用者并且不承担实际报告义务,私营部门纯粹为市场运作进行科研,这两者所产生的效果都是有问题的。此外,与农艺科研的公共或私人来源相比,在这方面与农民的联系更是有差别。重要的是为了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一些北方国家的小农业生产者应与南方国家的农民协会形成网络。相关行为人千差万别,极为不同,有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研究机构和私人研究机构,还有私营农业食品部门、民间社会、农民用户和公民消费者,所有这些行为人之间如何协调一致,这大概是知识社会在农业领域要应对的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

 

  必须使极为不同的各种行为人产生互动,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在前几章就建立持久的研究革新网络所研究的现象。实际上,如果人们想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和技术就应得到内在和自主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战略如果仅仅只满足于引进知识和技术而不产生“更多的认知价值”,这种战略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因为这种战略没有打造一种自身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生产能力。科学鸿沟实际上主要是生产知识的能力不平衡。如果没有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地区的革新体制,一个国家便不能实施真正自主的发展战略。因此在科研和革新活动中进行政治投资和财政投资势在必行,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支持这种努力,因为发展所依赖的是地方积极性和国际伙伴关系相结合。

 

  增加信息存储能力和提高信息的迅速传递能力只能是通过其所鼓励的创新和研究促进发展。还应遵守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缩小数字鸿沟,建设基础设施和获取必要的物质工具。但提供设备和获取物质能力只是一个阶段,不能替代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以及使技术适应当地的背景。电子网络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人们可以得到所有基本科学知识和成果管理数据库里的数据,对于发现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担负着一种使命,即在各个发展促进者之间充当中介,这些发展促进者有国家的,也有国际的;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有科学家,也有企业家。换句话说,国际社会负有建设网络的使命。在知识社会中,这一使命只能使人获益多多。

 

  通过革新实现发展这一目标还须得到财政鼓励。实际上,可以向一些意志主义的科学政策提供援助或以此为援助条件。在发展国家中,这样的策略可以促使决策者更好地将教育、科研和革新纳入自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应消除一种观念,即发展政策其首要目标是减少贫困,认为发展科研只能是一种奢侈。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战斗,要求在科研和革新领域长期投资,就犹如在教育领域长期投资一样。如果说国家的责任是把持科学投资的方向,国际社会的责任则是应使科学投资得到稳定和持久的财政援助。将国际援助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用于科学和技术,这样做人们便可使南方国家的决策者更加关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方式。

 

  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实现雄心勃勃的科学、智力和政治计划成为可能,而实现这一计划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观(见框注8.8)。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也提醒非物质社会和一些大规模网络注意自己所处的全球环境前景是资源有限。“无所不能”的欲望始终是科学技术冒险可能碰上的一个暗礁,与这种“无所不能”的欲望相反,可持续发展观迫使我们面对资源有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许多指数将会使我们认为人类继续生存下去一点也得不到保证。

 

框注8.8 迈向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

  “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有可能厚颜无耻地成为一个纯粹的时髦口号。但最好还是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看作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起和谐作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精神价值观受到腐蚀,那些基于进步和启蒙形成的古老的乐观主义思想已经显得再也不值得我们赞同,但一个新观念有可能使我们拥有一个我们的所有同类都可以接受的共同行为准则。

 

  当然,应该更加明确地陈述应跨越的具体阶段。但我们仅仅只是强调指出可以做出结论的两点。第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就地立即行动起来促进这样一个美景。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只有在全世界实现才有意义,因为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所呼唤的不仅仅是在每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里实现团结和正义。为了迈上这条大道,从链条的两端开始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这两端一端是世界,一端是个人,尽管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也许会有许多困难。”(Michel Batisse,《预见》第5卷第5号“前线:可持续的共享发展的挑战”,200010月)

 

  但我们或许在此指出了一个最后的会合点,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建设知识社会的雄心与作为民主原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为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取决于科学知识(气候变暖或生态数据),但这是大家的事,就像知识一样。可持续发展使我们面对这一个前景,即科学讲演和政治讲演不应相互驳斥,而是两者应该共同促进提出社会计划。知识社会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长期的民主动力,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民主动力,只能是产生一种危险,即可持续发展的野心变成一种有点模糊的、两相情愿的空想理论,庆祝这种空想理论只能等到举行大型国际会议,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行动者那里却根本没有人相信。

 

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

  十分明显,科学研究和技术鉴定向我们提供着始终不断更新的知识资源,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知识资源,人们就不能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计划就其总体而言是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势在必行的计划:可持续发展方案假设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就共同持续增长议程达成一项协议,这一协议既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由此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见框注8.5)。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目前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我们将受到各种灾难的威胁,由此可见,急需就此达到一项国际共识,而且特别紧迫。

 

框注8.5 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阶段

1968 - 教科文组织组织召开了保护与合理利用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会议的主要结果是将由教科文组织制定“人与生物圈”计划。

 

1972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会后将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80 - 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保护自然联盟的一份文件中,该文件题为“世界保护战略”。

 

1987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报告:“可持续发展既满足现代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

 

1992 -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地球首脑会议”,里约热内卢,巴西):“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满足穷人的需要,应将此需要列为第一优先任务,二是注意限制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保持满足过去和未来需要的能力”(21世纪议程第15项原则)。

 

2002 -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里约集团+10):“签署国承诺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即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三大支柱”;另见《行动计划》第2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同步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思考,即要顾及对当地的影响又要顾及对全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取决于科学家、专家和决策者是否有能力共同工作,齐心协力地解决一些明确的问题和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而不要由于惰性而裹足不前,惰性经常影响到相关的一些组织和机构。知识社会的设想以及网络在的数据和问题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禁止人们以为只有一个答案或观点,特别是当专家们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都感到茫然时更是如此。肯定无疑的是,任何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就其根源而言都是极为复杂的,很难取得一致的认可,即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的存在理由在于人们意识到发展不是一个线性、单一形式的进程,相反,每一个问题都应着眼于一种合理的多元化前景去考虑,首先是相关民族以及个人的多元性,不管是今天的人还是未来的人。

 

集体行动的多元化前景

  知识社会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完全可以满足集体行动提出的这些新要求,集体行动应着眼多元化的前景,并本着必须融合多种多样观点的国际伙伴关系精神,及时并长久地动员所有的施政资源和科学资源(见框注8.6)。

 

框注8.6 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联合国大会指定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来促进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2014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环境,不论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因此,教育和科学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核心,因为教育和科学提供了一种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手段,如农村和城市发展、卫生医疗、参与社区生活、艾滋病毒/艾滋病、环境,以及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诸如人文价值观、生物伦理和人权。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将专门致力于在世界所有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置于平等地位。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对工业化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生死攸关和紧迫的问题。某些生活方式其特点是过度消费和挥霍,所产生的影响更加使人有理由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但在这方面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模式。每个国家应确定自己的重点和干预方式。因此,在此方面的目标、重点和政策应因地制宜地确定,以符合每个地方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并考虑到文化背景。

 

  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卫生方面由此展望,至关重要的是应强调指出,科学研究以及北方和南方共享科研成果是多么有助于通过地球和海洋观察系统更好地理解人类和生物圈面临的威胁,有助于解决一些关键性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能源需求增长、水资源利用、清除垃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见框注8.7)。在发展方面,农业是科研革新应投入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应重视因地制宜,满足相关行动者的愿望。在此特别应学习绿色革命的经验。绿色革命通过生产和推广选种,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科学怎样促进发展方面树立了好榜样。五十年间,基础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提高极大,但在非洲却明显逊色得多。这场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选育新的植物品种所需的农业知识。绿色革命依靠多种形式的科学合作,不仅动员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中心、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而且还动员了私营企业、银行和农民,而农民对推广良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框注8.7 保护和了解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的多样性或曰生物多样性,特指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以及生命呈现的自然特征。地球和水资源所承受的压力导致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和天然景色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因此受到威胁,因为生物多样性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是粮食、纤维、药品的潜在来源,以及工业原料和建筑原料的潜在来源。生物多样性是科研、教育和人类生息繁衍不可替代的财富。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通过了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协议,其中之一便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根据该公约,大多数国家承诺在确保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公约》确定了以下三个主要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因素,以及公平和平衡地分享开发生物圈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重要的是应提醒注意,早在1968年,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便呼吁设立一些代表主要生态系统的陆地保护区和沿海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内保护遗传资源,展开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观察和研究。早在1970年,教科文组织便提出了政府间“人与生物圈”计划,真正地预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便建议一个保护区“世界协调网”。生物圈保护区可以作为特定生物栖息地来保护地球主要生物地理区域的多样性样品,在地区、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分享知识和手段。

 

绿色革命的经验

  绿色革命也是教育的一个来源,因为绿色革命要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要让农民接受新的良种。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选用良种费用高,而且还因为信息系统有覆盖不到的空白点,以及新的战略不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和做法。最后这一点是核心问题,因为一个良种的生产效率最后应得到活体验证,而不是试管验证,换句话说,应是在庄稼地里得到验证,而不是在实验室的密封试瓶中得到验证。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农民的抵触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愚昧无知”和缺乏上下沟通。 但如果对提高生产效率采取强制性和傲慢的做法,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因为这样做忽视了最直接相关行为人的声音,这在特别是像农业这样一个领域是禁忌,因为在农业领域,当地的条件经常是对良种的收成影响重大。

 

  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教育有利于知识社会飞跃发展:倾听农民的声音,才有可能更加确切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他们的关切。扩大农民的参与不仅仅是因为公民必须参加与他们相关的决策,还因为倾听农民的声音对科学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非并罕见的情况是,农民了解科研人员和育种工作者所不了解的品种、效果和技术,这就驳斥了认为农民愚昧无知的顽固偏见。如果说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政府机构和科研中心之间的国际合作,那么绿色革命的第二阶段无疑是要更好地吸收当地的实践者和民间社会参加推广普及良种,而且还要吸收他们参加培育良种。因此应建立一些网络来保证科研工作者和农民使用者之间的协作。

 

  必须与农民进行富有成果的互动,这尤其是因为改良种子方面将要取得的进展是有风险的,可能要经过生物技术的飞跃和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而在现阶段丝毫不能证明这一切在生态方面是否能得到妥善控制,在政治和法律方面是否能为人接受。在转基因生物方面,国家有责任实行相关标准,进行相关测试,科学地、完全独立地评估对生态造成污染的风险。

 

  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有责任在上端展开工作。一方面,尽可能地继续支持非赢利机构,这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在目前生物技术的背景之下也是如此,因为生物技术的发展过去主要是私营部门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是集约农业,在效率和投资回报方面极少能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市场需求最常见的是有利于粗放农业。正如转基因生物问题今天被提出来那样,该问题与经营方式问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围绕着限制使用某些基因技术展开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便是证明,一些国家已限制基因技术的使用,其目的是阻止对未经许可的种子进行再利用和用来播种:与农民习惯的做法相反,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农民直接依赖于农业粮食加工业,并阻止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本地试验和发明。且不论农业-工业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的种子是何性质(不管是否属转基因生物),赢利性目标会产生同质化的作为,不能维护生物多样性,也不能适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条件,其中许多种子今后将像那些被科研遗忘或不再研究的疾病一样,成为孤儿植物的种子。

 

科技与可持续发展

  但是,人们从绿色革命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意识到,将农业科研任务交给国家部门以解决被科研放弃或忽视的孤儿植物问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贫穷的赤道地区。在孤儿植物方面,国家科研脱离农民使用者并且不承担实际报告义务,私营部门纯粹为市场运作进行科研,这两者所产生的效果都是有问题的。此外,与农艺科研的公共或私人来源相比,在这方面与农民的联系更是有差别。重要的是为了在这方面进行合作,一些北方国家的小农业生产者应与南方国家的农民协会形成网络。相关行为人千差万别,极为不同,有国家、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研究机构和私人研究机构,还有私营农业食品部门、民间社会、农民用户和公民消费者,所有这些行为人之间如何协调一致,这大概是知识社会在农业领域要应对的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

 

  必须使极为不同的各种行为人产生互动,这就不能不提到我们在前几章就建立持久的研究革新网络所研究的现象。实际上,如果人们想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科学和技术就应得到内在和自主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战略如果仅仅只满足于引进知识和技术而不产生“更多的认知价值”,这种战略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因为这种战略没有打造一种自身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生产能力。科学鸿沟实际上主要是生产知识的能力不平衡。如果没有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地区的革新体制,一个国家便不能实施真正自主的发展战略。因此在科研和革新活动中进行政治投资和财政投资势在必行,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支持这种努力,因为发展所依赖的是地方积极性和国际伙伴关系相结合。

 

  增加信息存储能力和提高信息的迅速传递能力只能是通过其所鼓励的创新和研究促进发展。还应遵守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缩小数字鸿沟,建设基础设施和获取必要的物质工具。但提供设备和获取物质能力只是一个阶段,不能替代学习和掌握这些技术以及使技术适应当地的背景。电子网络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人们可以得到所有基本科学知识和成果管理数据库里的数据,对于发现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担负着一种使命,即在各个发展促进者之间充当中介,这些发展促进者有国家的,也有国际的;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有科学家,也有企业家。换句话说,国际社会负有建设网络的使命。在知识社会中,这一使命只能使人获益多多。

 

  通过革新实现发展这一目标还须得到财政鼓励。实际上,可以向一些意志主义的科学政策提供援助或以此为援助条件。在发展国家中,这样的策略可以促使决策者更好地将教育、科研和革新纳入自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应消除一种观念,即发展政策其首要目标是减少贫困,认为发展科研只能是一种奢侈。这种逻辑是错误的,因为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战斗,要求在科研和革新领域长期投资,就犹如在教育领域长期投资一样。如果说国家的责任是把持科学投资的方向,国际社会的责任则是应使科学投资得到稳定和持久的财政援助。将国际援助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用于科学和技术,这样做人们便可使南方国家的决策者更加关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方式。

 

可持续的和共享的发展

  知识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实现雄心勃勃的科学、智力和政治计划成为可能,而实现这一计划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观(见框注8.8)。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也提醒非物质社会和一些大规模网络注意自己所处的全球环境前景是资源有限。“无所不能”的欲望始终是科学技术冒险可能碰上的一个暗礁,与这种“无所不能”的欲望相反,可持续发展观迫使我们面对资源有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许多指数将会使我们认为人类继续生存下去一点也得不到保证。

 

框注8.8 迈向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

  “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有可能厚颜无耻地成为一个纯粹的时髦口号。但最好还是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看作是对我们这个世界起和谐作用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精神价值观受到腐蚀,那些基于进步和启蒙形成的古老的乐观主义思想已经显得再也不值得我们赞同,但一个新观念有可能使我们拥有一个我们的所有同类都可以接受的共同行为准则。

 

  当然,应该更加明确地陈述应跨越的具体阶段。但我们仅仅只是强调指出可以做出结论的两点。第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就地立即行动起来促进这样一个美景。但可持续和共享的人类发展只有在全世界实现才有意义,因为可持续的和共享的人类发展所呼唤的不仅仅是在每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里实现团结和正义。为了迈上这条大道,从链条的两端开始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这两端一端是世界,一端是个人,尽管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也许会有许多困难。”(Michel Batisse,《预见》第5卷第5号“前线:可持续的共享发展的挑战”,200010月)

 

  但我们或许在此指出了一个最后的会合点,即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和建设知识社会的雄心与作为民主原则的思想不谋而合:因为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取决于科学知识(气候变暖或生态数据),但这是大家的事,就像知识一样。可持续发展使我们面对这一个前景,即科学讲演和政治讲演不应相互驳斥,而是两者应该共同促进提出社会计划。知识社会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长期的民主动力,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民主动力,只能是产生一种危险,即可持续发展的野心变成一种有点模糊的、两相情愿的空想理论,庆祝这种空想理论只能等到举行大型国际会议,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行动者那里却根本没有人相信。

 

当地知识和土著知识,语言多样性与知识社会

文化多样性正遭受威胁。正如200111月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威胁不仅仅局限于最巨大和最明显的威胁——文化统一化倾向,长久以来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进步”或发展,而今天舆论往往把它归咎于“全球化”。事实上文化多样性的削弱有各种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地某些语言无人继承,一些传统被人遗忘,一些弱势文化被边缘化,甚至正在消亡。

 

  知识社会的兴起难道不会加强这种文化统一化的倾向吗?因为人们在谈知识社会的时候说的是什么知识呢?难道只是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国家的科技知识吗?信息社会科技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不大可能会促进教科文组织视为己任的“繁荣文化多样性”。科技知识是信息社会的支柱,那其他知识系统能起什么作用呢?尤其是地区知识,特别是本土知识或“土著”知识情况将如何?重要的是,着眼于将来知识分享的社会,保证把地区知识作为活的知识予以有效促进,必要时,要保证地区文化不受各种“生物掠夺”之害。

 

此外,应该指出,同时使用多种语言,尤其是在学校里,十分有利于获得知识。所以,正当信息革命和全球知识经济似乎使有限的媒介语言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似乎成了获得越来越“格式化”的文件内容的必经之路时,知识社会应该考虑语言多样性的前途和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办法。这种标准化的危险难道不是知识社会应该接受的一种挑战吗?当然,促进和维护语言多样性并不足以保证知识多样性蓬勃发展。知识不能与语言混为一谈,它有自己的,经常超越语言壁垒的特点。在教室里,双语和双文化主义是两种有明显区别的现象。但是语言是知识的一种重要载体,例如,在网络空间促进语言多样性可能是导致维护知识系统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漫长道路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最后,现在舆论一般都认为,分享知识是为了谋求真理,这已成为一种共识,那如何能把所有人都参与知识分享和价值观多样性及表达自我方式的多样性协调起来呢?在保护和促进多样性的同时,在世界信息社会作为一种可能是尺度统一的榜样的地方,知识社会必将兴起。只有技术革新能更新“翻译的奇迹”(Paul Ricoeur的这一说法十分确切)时,知识社会的建设才能持久,“翻译的奇迹”证明了人类历来拥有以差异为基础创造共同和共有感觉的能力。翻译协调了语言的普遍性和多样性,锻造了各种语言的共同之处,从而维护和丰富了语言的多样性。

 

保护地区知识和土著知识

规范化知识和默认知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信息革命明显加强了科技知识对其他类型知识的霸权地位:技艺、本土知识或土著知识、地区知识、口头传说和日常知识等。如同书面和口头的东西各自服从不同的知识规律一样,认知文化也存在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很大部分是必须服从不同的知识规律所造成的。地区和土著知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的首要特征不取决于文化地理位置,而取决于人们创造、交换和改变他们知识的的方式,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文化空间。这些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知识之所以有其统一性是由于地区和土著知识几乎是“沉默”的,并无文本,它们基本上是口头代代相传,是在与大自然不断互动时在农业或医疗实践中,或在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地区和土著知识被称为“看不见的知识”是由于经常只是口头的,而且是被边缘化的。但通过从前民俗学家和现代人种科学的描述及日常观察可以找到这种“看不见”的知识的痕迹。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知识是“规范化”的,或已被吸收,这种形式的知识主要还是实践,与科技知识有很大的区别。地区知识的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人很难像对在大型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科技知识那样,系统地衡量某一个社区创造了多少地区知识,就好像由于地区和语言的差异,对科技知识也不能作完全正确的衡量一样。

 

  在规范化知识和看不见的知识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除此以外,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同时还存在着人们称之为“文化”的鸿沟:一方面,英文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使其他以别的语言表达的知识沦落为次要知识;另一方面,支配世界信息社会的看得见的经济标准也倾向于排斥看不见的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主要依靠把规范化知识处理成信息的知识。不能低估这样的危险:在知识社会蓬勃发展时会自发出现和扩散如同南非种族隔离似的“技术隔离”。

 

  在知识社会中,是科学将代替传统知识还是两种形式的知识,即有“追根溯源”特性的知识和有科学及经济特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繁荣与经济的合理性密切相关)持久共存呢?当然,未来充满变数,可能不只这两种可能性。因为认为有这两种可能性的人还没有考虑到全球化可能使各种遵循认知规律的知识并存,甚至融合,这会带来新的可能性。现在人们是否就能预测将会产生地区知识和科技知识混合的新型的知识呢?

 

地区知识和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知识完全代替地区知识会对人类产生有害的结果,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因为科学生产不足以保护某些至关重要的知识。善于避免森林火灾扩大、防止病毒传播、或是在保护某种环境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园艺生产,这些人类活动都要运用知识,而地区知识在这些方面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发展项目中考虑地区知识是极其罕见的。

 

  诚然,可能事后(特别是当舆论动员起来时)也会考虑这些知识,但从一开始在设计发展项目时就采纳地区知识的还是很少见的。其他不利于地区知识发挥作用的因素是:保存和传播这种至关重要知识的机制很复杂,常常被认为代价太高,有时甚至被当局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尽量把地区知识纳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有多重好处:有利于在发展项目(见框注9.1)中的环保问题、对文化有利,因为可以利用常常被错误地指责为只适合于已经过时和正在消失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知识,最后,在政治上也对那些能积极促进拥有地区知识的人群融入的国家有利。

 

框注9.1 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中重视土著知识

  斐济群岛的榜样

 

  斐济群岛居民的传统食品完全由本土生产。斐济的农历指明在那个季节生产何种产品。今天,他们新的农业耕作法仍吸收了旧的技术,如:轮作,农业植林及季节性轮换等,这使新的耕作法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了活力以解决过度使用土地的问题。此外,从前遭到蔑视的本土医学现已得到广泛承认,并已被医疗保健部门正式采用。

 

  在发展项目中,采纳地区知识能突出这些既有“追根溯源”性,又有“经济”性知识的混合性质,也是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主动行动所必须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到了环保的全球意义,从而认识到大家都应负起责任来,这已开始有助于使地区知识在管理可再生资源中起到较以前更为显著的作用。目前还在经常依靠地区知识进行操作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农民在发展战略中已逐步得到认可,这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新的商业前景的出现使传统医术,如中医和非(洲)医较以前更受人关注。水是人类安全的关键领域,必须立即制定明确的规定以使在制定水政策时更重视地区知识。

 

重视地区知识遇到障碍

  重视地区知识,尤其是土著知识在当地遇到许多障碍:首先这些知识是无形的,必须考虑提出不一定通过文件就能提高其地位的办法,理解这些知识很少经过透彻的科学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有时会导致生物掠夺(见框注9.2)。

 

框注9.2 生物掠夺

  在阿马索尼亚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研究人员惟一的企图是掠夺当地作物以从中渔利,有时当地官员也煽风点火地这么说。虽然难以怀疑人种学家的专题著作有商业目的,但有关人种植物学、人种医学和传统环保知识的怀疑决非总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医药公司或农产品加工公司竟毫无顾忌地派出小组普查任何今后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东西(各种家养的动植物,可在实验室进行研究,甚至今后可申请专利的现行原理)。例如如果人种植物学家的工作程序是相对透明时,那对一种可以被进行商业开发的植物或产品确定谁拥有所有权时往往会遇到许多障碍。关于墨西哥的Chiapas的情况则是这样的:明确确定当地有哪些人与其有关,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被各方都认为是相对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取得了有关人群的同意。但关于利用一种专门植物的传统知识往往不仅涉及一个地方群体,还会涉及许多群体。

 

  在阿马索尼亚地区,要确定一种可以进行商业开发的植物的确切来源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为此,应由一个人种植物学家在某地、某时确定分配报酬的规定。人们可以理解,这种程序会引起与发现和利用那些植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的纠纷,涉及医药公司、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及当地人民。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首脑会议已做出决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可以为制定关于分享生物多样性研究成果的立法提供一个国际法律框架。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以尽量协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在知识社会中,属于两个不同体系的知识(科学知识和地区知识)间的冲突肯定会引起许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保护知识产权、反对生物掠夺或制定公正的利益分配程序方面(见框注9.3)。有可能在融合科技知识和土著知识基础上共同管理可再生资源吗?在这方面签订协议能使有关各方在公平的基础上得到利益吗?

 

框注9.3 保护传统知识和基因遗产

  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企业、药品实验室和医药公司对由地区和土著人掌握的传统知识兴趣日浓。在药品、化学品和肥料的发明及其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些知识。但传统和土著知识往往没有得到正统的知识产权制度足够的承认和保护,因此,许多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地球首脑会议”,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第一个管辖保存和利用所有生物资源的总协议,也是第一个承认土著人和当地人在保护和持久利用生物资源方面起作用和做出贡献的协议。公约重申国家对使用生物和基因资源享有主权的基本原则,这保证国家有权根据他们的环保政策来开发这些资源。但公约也声称,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各国有责任为持久管理他们管辖下的资源进行合作。

 

  《生物多样性公约》也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土著人民的知识和实践,它为调控获得生物资源的手段及如何分配生物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提供了一个国际法律框架。在最近几年中,好几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就保护生物资源及传统知识通过或修改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

 

  非洲联盟(原非洲统一组织):2000年的一部框架法律7规定拒绝一切有关生物的基因系列的专利,该法律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土著人的生物资源、他们的知识和技术。“生物资源”这个名词包括基因资源、人和所有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

 

  安第斯公约:1996年的一个决定,适用于本地和本地以外有潜在商业价值或已商品化的基因资源。

 

  东南亚国家联盟:2000年的一部框架法律9规定“生物探索”是指研究或开发可以商品化的基因和生物资源。

 

  菲律宾:《生物探索法律》(1995年)规定,当有关地区知识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商业活动时,本土人对这些地区知识的权利应得到鉴定和承认。国家是所有生物资源和基因资源的所有者。

 

  澳大利亚:1999年的一项法律10承认土著人在保护和持久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所起的作用。

 

  泰国:一项保护和促进知识产权的法律维护已存在的传统医学知识。

 

  巴西:2001年一项临时措施11规定,获得传统知识和基因遗产并在外国使用必须首先得到巴西的批准,为此巴西成立了基因遗产管理委员会。临时措施承认土著人和当地人有权发展、保存和保护与基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尤其是在科学和商业方面的传统知识。法律也保护基因遗产,明确指出:基因遗产是指“在本国国土内,在当地和当地以外发现的活的或死的所有植物、蘑菇的有机组织和动物或微生物组织中包含的基因信息,它们以分子或新陈代谢产生物质的形式,或从动物组织中提炼的其他物质的形式出现”。

 

 

争取制定“知识政策”

  在基于知识的经济背景下,由于地区知识和科学知识共存十分重要,是否必须执行一项“知识政策”?事实上,一项知识政策能导致更好地认识知识的价值。提高各阶层对知识价值的认识是保护遗产的任务,无形遗产的概念将有助于提高地区知识的地位(见框注9.4)。此外,从经济角度看,“知识政策”也包含以下内容:既有条不紊地吸收属于公共领域的国际科学遗产,又有选择地、负责任地设法吸收传统知识以使知识更好地实现资本化。

 

框注9.4 知识社会中的非物质遗产

  地区知识自身的一个困难是它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规范化,那么如何来更好地鉴别和保存地区“内容”呢?2003年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遗产国际公约》为此提供了理论和标准框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无形遗产的概念不仅扩大了遗产的概念,也扩大了其保存和传播的概念。

 

  除了开发地区遗产文化内容外,无形遗产的概念有助于保存地区知识和土著知识,对这些知识予以更有效的保护,无论是涉及不注明来源的出于盈利目的的医疗用品和食品还是未经允许就采集基因数据的情况。近几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收到不少控告,这预示生物掠夺可能对建设知识社会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事实上,生物掠夺问题涉及一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的重要问题,如保护基因数据、生物的所有权、基因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无形遗产、研究政策及医疗权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十分复杂,所以难以取得一致。从探索角度看,生物掠夺问题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无疑将是决定知识社会未来的要害问题之一。因为这就像OGM问题和克隆问题一样,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单从技术上解决,如果不是所有有关方面进行真正的对话,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

 

  保护遗产能保护多方面的知识,在保护遗产中,不能区分是在经济上尚不存在生存条件的知识,还是永远不会有这种生存条件的知识,后者也是我们创造的知识,因而也是发展的源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新的技术已经为保存和传递文化的内涵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手段,从而有可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知识的发展。

 

  在各个社会和国家间密切协调的背景下,这样的知识政策就变得更为有效,与生物掠夺所作的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新西兰,大学共同出资,与国家研究和卫生机构合作,制定了一些涉及医学知识、医学实践和发展土著植物的“条约”,毛利人的医术就是受到这些“条约”保护的。由于环境不同(土著人组织程度不同,有的融入,有的没有完全融入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一),所做的工作也不同(这取决于当事人的诚意),所以取得成功的程度也就不同。

 

  除了这些保护和传播地区知识的倡议外,还有其他筛选地区知识的计划以提高它们的经济价值,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尽管这种筛选的标准一般是透明的,也需经过自由讨论,但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这要在土著知识中作选择,这就可能导致承认“可以接受”的知识,而不承认,或者是排斥一些图画或内容,又不完全说明把它们视为是“信仰”或“迷信”。

 

语言多样性和知识社会

  语言的前途也将是知识社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事实上,语言多样性正在受到威胁。目前在世界上使用的语言约有6 000种,其中至少有一半将于二十一世纪消失。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消失现象范围会更广: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90%至95%的语言会灭亡。尤其是新技术革命显然会进一步削弱语言,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语言消亡问题将会变得更严重。由于一些政府间组织,如教科文组织、国际法语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近几年认识到语言一致化危险性的人更多了。在地区方面,为保卫语言进行的动员导致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文件,如:1992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保护地区语言和小语种语言宪章》。教科文组织对此问题也不陌生,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及2003年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的有关条款就证明了这种关心。

为什么要维护语言多样性

  知识社会原则上应该促进知识的分享、交流和讨论,那它是否也应该鼓励发展国际和地区的媒介语言?是否应该在各地都促进保护全面的语言多样性?而全面的语言多样性如掌握不好,有时(特别是对有几十种或几百种语言的国家来说)会妨碍教育的发展和传播。或者是否应该提倡把保护语言多样性和促进大语种结合起来的平衡的政策呢?

 

  土著语言是表达愿望、内心欲望、感情和本地生活最主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活宝库。在加强语言多样性的背景下,在提倡媒介语言(作为开始识字,后又用来掌握新技术的语言,如英文)和保持使用母语间并不一定存在矛盾。在知识社会中,尽量实现媒介语言和母语间的平衡不是最好吗?例如,这可以通过两种教育课程并存来实现,即一种课程以媒介语言为基础以获得科学知识,另一种用母语施教

 

  以学习各种传统中被称之为“人文科学”的东西。“重视语言”倡议活动(见框注9.5)要鼓励的就是这种母语或地区语言与媒介语言间富有成果的共存,这倡议与语言和平方案是一脉相承的,该方案旨在向想把本地语言纳入国家教育系统的教员和教育政策参与者提供指导和教科书。

 

框注9.5 重视语言

  “重视语言”是一个倡议,旨在鼓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及一人掌握多种语言,这些都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所提倡的。在这一行动计划中,语言多样性被视为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是增加小学生对“语言世界”的认识,培养他们对陌生事物持关心和开放的态度,促使他们获得观察和分析语言的能力以利于他们将来的学习。

 

  得到一些出色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学专家支持的重视语言倡议是由一些欧洲国家、喀麦隆及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岛,圭亚那)发起的。这一倡议旨在使多种语言变得能脱口而出,使原来被贬低的语言恢复地位,成为合法的教育内容。它还要帮助小学生对付把原来主要是口头的语言变为书面语言的问题,这样,通过文字很快就能提高地方语言。

 

  出于“认知工程”的原因,重要的是在新兴的知识社会里维护语言多样性。接受在知识社会里限制语言多样性实际上就是减少掌握知识的途径,因为这肯定会降低知识社会在技术、认知和文化上适应现有和潜在的使用者需要的能力。维护语言多样性就能使最多的人进入知识的平台。国际互联网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基础教育和扫盲是能普遍进入网络空间的首要条件。交流和分享知识需要多种语言,特别是至少要掌握一种广泛使用的媒介语言,提倡掌握广泛使用的媒介语言本身与保卫母语和土著语言并不矛盾。

 

  有助于保护受到威胁的语言的手段中,特别重要的是各国实行全球都主张的语言权。因为有损于语言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偏见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应该只有一种正式的官方语言。以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名,执行削弱语言多样性、主张单一语言的政策往往会使语言多样性倒退。单一语言不符合各国实际情况,据统计,双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不存在双语的国家很少。但承认语言权利的程度还很不够。即使有的国家政策正式提倡多种语言(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这样),绝大多数语言,不管是享有“国家”语言,还是“地方”语言地位的语言,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附属地位。除了正式承认这些语言外,还必须做语言描述工作,这是使它们能变成工具的必要条件。在某种情况下,(如中非共和国的桑戈语,刚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班图语,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瓦努阿图的比斯拉马语)这些语言在国家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其进行语言描述和使其变为工具的工作就显得更为紧迫。

 

  长久以来,语言多样性被认为是妨碍发展,这种观点还在世界许多国家盛行。至关重要的是应承认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的财富,而不应该把它视为是障碍,应该把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结合起来。现在,平均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死亡。一种语言的死亡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损失,因为它表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消失,也是世界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获得知识和思想(这种思想往往是独一无二的)的方式的消失。一些人推测,知识社会繁荣的同时必然会加快语言消亡的速度,大大削弱语言的多样性,这对地区语言、土著语言和国际广泛流行的语言都是如此,这种想法是不完全和错误的。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双语一般比单语有更大的认知可塑性和灵活性。

 

  面对崛起的知识社会的众多挑战、面对人类需要保持思想宁静的挑战,要承认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知识的宝库和掌握知识的多种宝贵途径,此外,鼓励各种文化间互相了解也有好处,根据上述情况应执行什么样的指导教育体系的政策呢?教科文组织认为,应该在各国教育团体中提倡发展结合母语教育和其他多语种教育的多语种文化。这种多语种的教育应该从小开始,因为语言学家认为,11岁标志着“关键时期”结束,也就是说,在11岁时,耳朵从只是一个自然的听力器官变成了只能听懂民族语言了。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必须提倡至少是双语教育,在所有有条件的国家则应尽可能进行三语教育,可以在一个地区,甚至是跨地区大规模的交流语言教师和助教以推动这一政策的执行。

 

知识的媒介语言

  由于人文科学传递的经验的独特性质,它最能促进语言多样性和推动母语的实践。但科技知识就完全不同了,科技知识属于精确的自然科学范围。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科技知识的规范化工作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来做的,结果是工业化国家目前垄断了科技知识。因此,欧洲统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确定了知识的媒介语言的地域。但是在学术文献中,占支配地位的欧洲语言的幽灵已大为削弱,毫无疑问英文已在科学文献中占了支配地位。

 

  当然,在被称为“硬”科学的学科中,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已很完善,语言已变得相对不重要了,某种语言取得霸主地位是保证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普遍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范畴内,英文的支配地位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在此范畴内,如在哲学或诗歌中,语言的媒介是十分重要的,是语言构筑了这些知识,因此英语的霸主地位也就难以解释了。一些专家认为,这种霸主地位甚至会妨碍完成描述和分析的任务即阐明经验和解释认知或论证的实践。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做这些工作时,都是以语言作为支柱和材料的。

 

  反对削弱语言多样性、拥有防止本土语言消亡的手段,促进广泛传播的大语种媒介语言的语言多样性,这些斗争不是为一种怀旧的、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是认识到语言是认知的基础、文化的媒介和知识社会的基本环境,多样性是知识社会的财富和前途的同义词。

 

(知识的媒介语言)网络空间语言多样性

  对网络空间语言多样性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有近四分之三的网页是用英文写的,而其他人认为只有一半。但必须注意这些研究忽略了邮件、“讨论论坛”、数据库或非公共网页。

 

  国际互联网对语言多样性的威胁是数字鸿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严重威胁了网络内容的多样性,因为在读取网络空间的内容之前,必须要经过四个阶段:存在一种是媒介的语言;有书写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拥有一种编码可以把这种书写语言输入网络空间;把语言输入网络空间与已存在的软件相容。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语言多样性的前途是否会突然改变方向呢?实际上,好几千种语言都没在网络空间中得到运用,这使以这些语言为媒介的文化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许多因素中,应该指出,没有文字的语言决无可能在国际互联网上成为交流的语言。而世界6 000种语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只能说而不能写的。

 

  在2000年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互联网使用者已超过网民总数的50%,此后这种网民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互联网拉近了不同语言人群间的距离,西班牙语互联网的活力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国的网民数不久将超过日本的网民数。关于各种非洲语言的情况,见下面的框注9.6。另外,英文的支配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网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例如印度就是个例子。印度也是个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英文一直是印度次大陆的媒介语言,现在英文又成了该国特殊文化的媒介。

 

框注9.6 网络空间中的非洲语言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使用互联网的人还很少,语种很多,国家一般都是奉行多种语言政策,因此它们在倡导网络空间语言多样性问题上特别引人注目。

 

  应国际语言配置法语网(Rifal)的要求,Marcel Diki-Kidiri最近就在非洲讲得最多的65种语言在互联网上存在和使用的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和鼓舞人心的。调查固然证明了英语在非洲网络空间中的支配地位,但也表明非洲一些语言在互联网中有所突破:被选择的网站中(根据所研究的语言的名称),有7%是全部或部分运用这种语言的,12%的网络中有非洲语言撰写的文章,19%有语言描述(音位、语法和词汇的梗概),22%提供了相当好的文献。但是在被调查的65种语言中,只有24种被作为沟通语言来使用,只有12种语言(南非荷兰语、斯瓦希里语、阿姆哈拉语、豪萨语、茨瓦那语、刚果语、索马里语、卢旺达语、颇尔语、沃洛夫语、tsonga语和柏柏尔语)在两个以上的网站中被使用。

 

  90%的非洲语言是非书面语言,这大大减少了在互联网上被作为沟通语言来使用的可能性。2000年巴马科会晤讨论了“互联网和发展的跳板”问题,正如会晤的建议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一些人对在网络空间中会更多使用非洲语言表示乐观,但要走的路将是漫长的。

 

  如果说,英文在互联网上的支配地位有所削弱,那这种再平衡只是有利于很少数的语种。某些技术,如列入网页的方法,搜索引擎等会加强用得最多的媒介语言,因为这些技术有利于被访问最多的网址。媒介语言小型“俱乐部”的这种支配地位是英语霸主地位和互相只能靠机器翻译才能沟通的多种语言网络间达成妥协的结果吗?这是否是形成一个在语言方面较为平衡的互联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知识社会将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口头语言将失去合法性,书面语言才有合法性,因为只有书面语言才能在网络空间中找到一席之地。今天我们能估量这种语言断裂必将成为尖锐的问题吗?

 

  为保护和加强数字空间的语言多样性,应该考虑在各个层面进行活动和干预,如2003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数字空间的语言多样性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该得到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鼓励。但是,在国家政策和立法中要落实这一建议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对非书面语言进行科学的描述并予以标注。为此要强调:普遍使用统一码21,这使某些小语种能得到更多的人使用;网络内容产业对新的媒介语言的兴趣日浓,微软公司于2004年夏天宣布决定把斯瓦希里语版的办公室软件投放市场就表明了这一点。斯瓦希里语是东非有五千多万人讲的重要媒介语言。

 

多样性、翻译和知识的分享

  知识社会只有重申成果分享才能避开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的暗礁,在成果分享的基础上,真正的多样性才有可能。这也是重申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本质。因为知识社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只是科技信条在世界上获得胜利,尤其是科技信条经常只是表达世界知识经济中地位最高人士的观点。知识社会的特点是透明、思想开放和求知欲强,因此应把此看作是能提高以下的能力:提出疑问和否定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事。在知识社会中,应该通过能宽以对人、对事,严以对己的办法来维护多样性。

 

  正如1995年《容忍原则宣言》所指出的那样,鉴于“目前直接针对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人群、难民、移民工人、移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不宽容、暴力、恐怖主义、仇外情绪、挑衅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情绪、排斥、社会边缘化和歧视现象”以及“针对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个人施加暴力并进行恐吓的行为的增多”,必须促进“对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表达方式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尊重、接纳和欣赏”,并鼓励作为多元化源泉的“了解、思想开放、沟通和思想、良心及信仰自由”。这样的计划需要大家都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这又需要有坚定的政治意志。

 

迈向翻译社会?

  在上述情况下,知识社会能变成真正的不同文明间互相理解,进行对话的社会。当然,互相理解是不能自己产生的。Paul Ricoeur指出,互相理解基于“翻译的奇迹”,翻译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在似乎是只有不同处的地方创造相似处”。翻译在一片喧嚣和混乱中引入了和谐或理解、翻译不是使不同之处消失,因为它不是生产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相等的东西。翻译是文化多样性和知识普遍性之间最好的中介。不存在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经长期的工作,在不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间进行交流后会出现一种共同的语言。虚假的世界主义及相对主义是不理解和冲突的源泉,为了避免这些暗礁,知识社会应该是翻译社会。

 

  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新技术的传播为这条道路提供了最好的线索。今天,尽管机器翻译尚有缺陷,但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应抓住机器翻译所提供的机会来维护语言多样性。由于缺乏资金,这一领域的研究曾经相当慢,但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市场全球化,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一些产品可以用互联网的主要的媒介语言,在网页上进行几乎是即席的翻译。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广大的网民都可运用可以预见的机器翻译系统,这些系统甚至有可能被直接纳入硬件,以便为专业人员所用,这有助于网络语言更透明化。

 

从接触到参与:迈向全民知识社会

  明天,是否每个人都能在知识社会中立足,不会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受到区别对待?拥有知识的人比缺少知识的人占有优势,独占知识的诱惑因而更加强烈,或者知识将再次成为非常有杀伤力的排斥原则?

 

  从十九世纪末起,有远见卓识的人就已断言,知识的意志中存有权力意志。今天,知识的重要战略意义已经在南、北半球国家极度失衡的经济对比中得到充分说明,南半球国家的“人才流失”既是不平衡的结果,也是原因所在;而“秘密”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甚至在民主社会内部亦是如此(国防机密、工业或商业秘密、协议秘密、机密报告或保密记录),成为知识重要战略意义的另一个注脚。

 

  知识在许多领域业已成为最宝贵的资源,在二十一世纪,权力和利润的取得将日益取决于知识水平。我们能否这样假设,对这种已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今后会不会展开越来越激烈的争夺?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某些国家会不计代价地将知识据为己有?将来会不会爆发“知识战争”,就像以前曾有过鸦片战争或石油战争一样?与此相反的是众人努力实现知识的共享,而这需要思考,需要取得相互理解,需要有敢于置疑固有的信条,或者是探索未知和不排斥异见的能力,需要有合作精神和团结意识。

 

  以前的知识社会大都建立在各种排斥体制之上,绝大多数的知识为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所垄断。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社会必须超越这种精英观念,在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知识”,以及知识社会的全民参与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的人性化发展或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崭新阶段。

 

从认知鸿沟到知识分享

  知识是赋权和提高能力的源泉,是获得发展的决定性工具,创建知识社会的雄心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事实上,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人力资本成为财富收益增值的主要源泉。而且,知识同时也有助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人性化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知识社会在全球的迅猛发展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用知识普及,缩小与工业化国家差距的绝无仅有的机遇。

 

  这固然是一个美好假定,但我们也注意到两个事实,提醒我们要倍加小心。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富国和穷国在知识领域的不平等非常突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就知识贫乏,回过来又进一步加剧知识的匮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第二个事实是,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大量信息或知识1能够通过主流媒体传播开来。涉及到如何处理这股信息和知识洪流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群体在信息的获取和理解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弱势社会经济群体不仅难于获取信息和知识(数字鸿沟),对于信息和知识的理解上也要逊于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这种差距。所以,与知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知识鸿沟)。

 

  即使能够平等地获取知识,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最终所掌握的也远较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只受过少量教育的人为多。知识的广泛传播不仅没有缩小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群体间的差距,反而将其进一步扩大。是不是可以说知识只能用于发展而不能用于追赶呢?这样一来,对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和地球上每一位公民来说,发展知识社会的种种美好前景能否真正成为现实?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谈到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研发潜力的发掘,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成人识字率和教育体系的质量,以及收集数据或运用本土知识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能推导一个结论:每个国家在知识的挑战面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前面描述的所有鸿沟之上,横亘着另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称作被全球信息社会遗弃者与“联网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或者称作“科学鸿沟”、“教育鸿沟”以及“文化鸿沟”(还有影响到某些特定群体,比如青年人、老年人,妇女,少数民族,移民或残疾人的鸿沟)。这里的断层就是“认知鸿沟”,它把能够获取知识、参与知识共享的人群和被知识社会遗弃的人群分隔开来。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与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利用或知识掌握相关的全部参数的综合指数,对每个国家在该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或许可以准确地描述认知鸿沟。

 

知识发展指数

  为了准确描述知识差距,必须能将其用可信的统计数据表现出来,能够加以衡量。在研究复杂人类活动的演变时,指数是一个被优先采用的测量工具,因为它将各种的指标综合为一个数据,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

 

  建立知识发展指数是一国政府的工作,如马来西亚;或者由国际组织完成,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颁布的知识社会指数。建立真实且可靠的指数绝非易事,因为知识是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偏差难以避免。

 

  联合国发布的知识社会指数建立在研究知识社会发展专家详尽的分析基础之上。对分布在三个主要领域或称为分指数的一系列指数进行综合后,产生惟一的分值。但这个工具的理论优势也因而受到削弱,指数为求全面必须包含大量的数据。三个分指数组成了最终的数字,对被研究国家的分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究竟是哪些因素,很难做出准确判定。而且,建立这个指数需要大量的数据,因而只能对有条件提供数据的国家进行研究,其总数不超过45个,其中只有一个非洲国家。所以,这种方法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出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这里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社会;同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难以用数字准确地表示出来,这本身就是认知鸿沟的一种表现,对他们而言,指数方法可能没有什么作用(换言之,知识指数的可行性首先取决于能够采集到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马来西亚的知识发展指数由政府创建,包括基于四类或称四个分指数(信息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信息结构、技术和研发)的25项指标。需要纳入的要素数量极为庞大,在建立最终数字时很难确定各自的比例。此外,对分指数的检查表明,某些国家在每个分指标上都取得几乎相同的得分,说明在要素选择上有重复现象,所以应当减少要素选择的数量。

 

  对这些做法的研究表明,建立知识指数需要清除技术上的高壁垒。非统计专业人士有时会错误理解指数含义,可能只是将其视作为对每个国家排定座次,进而进行评判,不能认识到这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更好地了解每个国家,建立知识指数的工作所以变得更加艰难。此外,这种误读还会产生更恶劣的效果,部分国家将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某些硬性参考指标的分值,而不是努力解决某些被研究领域的具体问题(这些领域的指标自成体系,与具体细目无关,分值较低)。建立指数的初衷是提醒注意那些亟需采取具体行动的领域,对指数的错误应用不能掩盖这一点。建立有效的知识指数的确非常困难,但这些障碍不能影响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决心,对知识生产、传播、应用、保存和治理的相关各方来说,知识指数可能是最有用的工具。对知识指数的可行性研究值得继续进行下去。

 

  建立这样一个指数应当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有坚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二是要便于解读。根据这两个要求,衡量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时,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单纯的数字,而是需要以动态的形式展现,描绘出整体面貌。比如蜘蛛图就能帮助我们在一张图表里理解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在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价方法里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使用者在分成7个大类(绩效、经济制度、治理、创新、教育、信息和传播技术以及种类数据)的80个指标中自由选择变量,生成自己的线型图表。

 

  日本教育、文化、体育、科技部开发出一种创新指标的展示方式,颇有新意。每个国家对应一个花瓶,一朵花和一个花洒。花瓶的大小象征着国家的经济绩效,花洒的大小意味着研究和创新投入的多少,花的大小表示研究和创新体系的成果。这种比喻方式的优点是能够同时体现出定量和更为定性的因素,比如被评估的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此类工具使我们了解到,对创新的衡量没有绝对数值,必须将它放在特定的环境里:必须在充分考虑知识活动内在的复杂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以指数形式衡量知识社会。知识的某些基本领域,如本地或当地知识一直对经典的衡量方式提出挑战。特别需要指出,知识指数不同于将国家或地区分配座次的做法:它应当包含在具体且可衡量的领域的进步,还能指引前进的方向。

 

 

知识面前的全球不平等

  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鸿沟。与国际商标和专利相关的统计数字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能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知识产权领域的这种不平衡将会加剧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平衡。第二个结论是,同一地域内的国家在竞争力方面也有重大差距。认知鸿沟因而是多重的:在南北的基本差距之外还有南南或北北的差距。国与国之间在知识面前存在如此的不平衡有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后果:就是“人才流失”,不仅会影响到知识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影响经济转型期国家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因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新技术和研究领域的投资不足,受人才流失困扰的国家有一部分精英移民到科技发展潜力高、善于接纳外国的优秀劳动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国家。在知识面前的不平衡不仅会继续,还会加剧:我们发现,尖端知识非常集中的中心地区和知识日趋稀少的周边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如框注10.2所示,消除国家间的知识差距绝非易事,最发达国家不断在扩大它们的知识疆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还在继续流失,暂时没人能看到尽头,发展中国家所追寻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

 

框注10.2 阻止人才流失:韦德总统的建议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向工业化国家的世界中心流失已经成为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共享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于限制专业技术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从东向西和从南向北的流动,同时在某些需要高素质人才的行业(如计算机、医学专业)仍然大开绿灯,所以对人才流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国与国之间、专家网络之间,应组织素质高、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士进行平衡流动,展开真正的合作。

 

  这是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在海岛8国首脑会议上(20046月)提出的建议,旨在组织“人才的反向迁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财政支出或者接受援助的方式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不幸的是,在他们结束学习和培训后,却被发达国家的经济所吸纳。这种人才劫持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付出了经济代价,在它们的人力资源使用计划上也出现真空。所以我建议由发达国家出资,从相反的方向,对非洲转移专家,以这种形式进行补偿。”

 

  为弥合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知识领域越来越显著的差距,必须实施积极政策,促进和传播知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同时还要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按照不同的优先级别,努力发展与知识的各种相互关系。否则,这种知识不平等交换的经济有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某些国家专注于知识生产,另一些国家则应用别国生产的知识。这种解决方案蕴含着过度“认知依赖”的风险,将会在依赖国家中引发深刻的身份危机。在这样一种认知依赖的原则上建立世界知识经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知识首先应当有助于赋权和技能强化。世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风险是导致世界分裂为两种认知“文明”(一种建立在知识生产之上,另一种建立在知识消费或知识应用上),这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社会中应当极力避免触到的主要暗礁之一。即使是已经转化为信息的形式,知识也不能像一件已经生产出来,并且“包装”好,随时可以使用的产品一样被消费。认知内容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对立,只有当我们真正超越这种对立时,知识社会才有可能成为每一个人服务的知识社会。

 

  乍一看来,探讨与知识相关的各个层面同步发展的可能性近乎于乌托邦。但事实上,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等于提出关于教科文组织呼吁倡导的知识共享最本质的问题。在与国与国之间相互争夺的稀缺资源进行交换时,知识本身不会减少,所以有助力于建立国际收支平衡或出超。这种源自重商时代的资源交换观念可能确保某些国家在研究、情报和信息系统的掌握上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优势,但它忽略一个事实:创造力是世界上分布最均匀的自然资源,而且是“可再生的”资源,只需要加以保护和鼓励就可以让它充分释放。最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合作,这种形式的知识分享能让全人类受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合作能使认知文化的多样性在全世界范围内绽放。这种合作和知识共享的方式特别重要,因为它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够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加入到知识社会的发展浪潮中,这在现在还不多见。

 

向多层面发展迈进

  Francisco Sagasti提议,我们可以在一张图上标出与一定数量的知识组成成分相关的发展程度,借此描述某个特定的知识社会的发展面貌:

 

 

 

 

正如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发展规划第三稿”所指出的那样,这张图还可以绘制得更加复杂一些:

 

 

此类图形强调了知识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包括定量以及定性层面(各个不同方面或多或少地平衡发展)。

 

便于进行下列几种类型的研究:

  — 使我们比较容易发现知识各个不同组成部分比较均衡的发展特点

—                            Francisco Sagasti提出,这些图形能够确定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他认为这些不同时期构成向知识社会演变的各个阶段:

 

 

 

 

 

 

 

— 能够帮助我们以历时性的方式查看知识发展各种可能的模式,无论是在发达国家(爱尔兰),还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加纳),或者处于追赶阶段的新兴发达国家(巴西):

 

 

知识社会的认知鸿沟

  认知鸿沟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吗?我们能有充足理由相信,新兴的知识社会为我们带来更加美好的前景吗?知识经济的特殊性让我们依稀看到希望的所在。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最发达国家,就必须在真正获得增长后,将增长收益再投入到知识生产能力(或“认知潜能”)的提高上,大多数东亚国家和许多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知识上的“差距”其本身并不是缺陷,反而可以成为技能提高的动力,正如教育这个过程本身向我们展示的这样,教育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教师与学生存在着知识的不对等,至少在初期如此。知识差距中蕴含的动力是激励发

 

  展的一个源泉,因而可以成为缩小知识鸿沟的一剂良方。然而,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大幅增加投资,打造真正的认知能力,创造有利于知识交流和共享的条件(良好的治理,言论自由等),应用好本地知识。具备这些条件,南半球国家才能有朝一日在知识市场上真正获得竞争力(见框注10.4)。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出努力,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在预算分配上做出大胆的抉择。国际社会特别是最富裕的国家也要同意做出新的增进团结的努力。

 

框注10.4 南方国家也能抓住知识社会迅速发展的契机

  某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启发我们深思: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建立知识社会并不只是富国的专利。例如,博兹瓦纳1980年代在教育领域取得的进步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二十一世纪(2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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