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可能对科研和革新是一个严重的牵制,因为它通过人为地设置不透明而扭曲了科技竞争。相反,知识分享则向科技市场主角们的竞争打开知识的大门。对知识实施单方面的工业市场标准,就有阻碍科学家之间竞争的危险,而他们是知识创作的马达之一:出版公布一种思想,就是展示出来让人们评论的,从而由别人的评论使之改进。知识领域的投资保护不应该构成科学发展的保护主义障碍。知识社会将要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对直至目前两个平行的孤立的不同市场予以协调和分成阶段,其好处是可以相互促进,直至把它们纳入紧密结合的渠道:科学思想市场和经济金融市场。这无疑就是我们将要遇到的“共同演进”现象。

 

  为了伴随这种演进,就应当促进必要的多学科的规范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涉及到一个既需要法律和经济工具又需要科学工具的领域。当人们察觉到,在不少情况下,主要是工业产权专家(工业产权顾问、专利局的审查者)以及实业家制定法律而没有征求科技界观点的时候,观察这些多学科规范程序原则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这样做的危险是会造成一种状况:科技资本甚至总体上的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将会成为惟一经济资本的变量。这样的演进,从技术观点上看,是与知识的开放背道而驰的,从伦理观点上看,是与下述事实相矛盾的: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不是其经济状况的函数。若不让整体的相关主角(体)和伙伴参与,不从科学家参与着手,那么,建立一种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企图将会落空。知识社会的治理应当建立在制定常识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所有相关主角共同制定的规则之上。

 

科学、公众与知识社会

  “倘若每个国家能够完全进入广阔的世界科技社会,以利于独立地开发其科技能力,那么,公众可能会就遗传基因或纳米技术这样的与新技术相关的利益和风险课题进行真诚的讨论,以便使熟悉情况的决策得以做出,使其引入日常生活之中”。科菲·安南在此陈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怎样与大众讨论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赌注在科研和革新的领航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另外,科学技术在那些最通常的活动中的不断崭露,已经激起了某种紧迫的伦理思考。近些年来最活跃的国际争论不是无谓的,其中涉及到无性繁殖、人类胚胎或遗传基因的法律地位,这些问题触及到物种根本的生命悠关的进程,如生殖、食品或环境。

 

  这样的进化要求重新评价科学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无论涉及到决策者、科学家或是民间社会。其实,当前的争论范围超出了科学政策的传统范畴(科研大方向、人员的培训与招募、国际合作,等等)。从此,科学与技术属于最广义的管理(范畴)。科学管理是通过一项确定标准的工作体现的,管理尤其是各国政府机构和多边国际组织的事情;但它也涵盖了加强科学的伦理能力和科学的教育;此外,管理应当伴随着民众关注的敏感问题,利用科技成功的媒介,倾听公众的呼声。

科技的良好管理

  人类越来越多地对其驾御自己的创造物的能力提出疑问。其实,科学的进步引导人们提出一些全新的问题,并且这些新问题往往使传统当局——无论是国家、科学、宗教、团体或是民间的当局——没有真实的能力转变这些变革的方向及其伦理、社会的后果。这种不确定性也许解释了公众舆论中表示对科学的部分不信任,有时面对科学进步给环境和人类的未来所带来的后果表示无所谓。这里涉及的是相当新近的现象,而长期以来,科学受到积极的对待和尊重,甚至往往引起几乎是宗教性的顶礼膜拜。人类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权利去关注其卫生、环境甚至其本身的存在。但是,继某些军事发明、工业灾难、生态破坏、尤其是化学或核子发明之后,公众舆论开始担忧那些不能控制的或没有分寸使用的科学技术可能对今世后代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诚然,任何人类事业都是有风险的。但某些人怀疑的是冒险的根由。对科学的不信任(不相信科学)涵盖着一些复杂问题,并且总是缺乏合法性:科学发明失控的可能性引起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科学界本身是要分担责任的。

对公开证据的要求

  除了对科学技术越来越怀疑,当今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倾向是科技争论的公开性。从此,科学技术在科学家、民间社会、政府或企业的主体之间引起广泛的公开辩论。科学技术方面的决策,直到近期,总是科学家和其有限责任股东机构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基本上全揽过去的专营事务:社会只能顺着它们的决策路子走。从此,科学技术在日常中的日益增长的地位迫使人们以更少线性、更少权威性和更加复杂的方式思考,要在科学家、决策者和社会之间进行互动(见图7.1)。决策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受大众传媒和新的信息及传播技术对管理模式的影响所致。通过便利信息的流动和创建网络,传播革命能够至少部分地由新型的、更加透明的和更加非集权化的信息传播模式替代传统的等级管理模式。这些技术革命及社会变革期待着来自民间社会的新期望和新要求的出现。

 

 

 

实际上,似乎人们正在走向更透明的管理标准,并通过人们所称的公开证据的要求来管理。比如,国内和国际就实验室的人类胚胎的辩论证实了公众这种新要求的现实。公开证据的要求意味着,面对一个科学或技术问题,相关的主体(国家、科学界、私人部门、民间社会及其公民)应该充分论证,不但借助于科技界的证据和展示来论证,而且在公民讨论和公众辩论的范围予以论证,从中产生政策与伦理原则。公开证据的要求不仅仅表现在本国和本地区范围。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引起的国际恐慌之时,某些国家在国际压力下被迫向公众通报传染病的信息,这是过去所不可想象的,而且这种信息本来属于国家主权之一。由于全球化加快了人员的流动和流速,传染病的传播日益成为国际化问题:所以,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公开证据的要求在国际层次上、甚至政府间的层次上得到加强。

 

  公开证据的要求引起了一种新道义学,它不再仅仅应用于实验室,而且应用于外部世界。科学家们和专家们应当接受:一个技术报告,只有在其构建和赌注对公民成为透明的情况下,在公民的位置上才可以接受:从此,再也不是权威论据说话算数了。因此,政治空间变成一种学习空间,而学习空间需要对科学赌注的技术性有一个起码的文化适应。

 

  人们往往把科学上的伦理危机实际上等同于民间社会政治意识的提高,该社会要求更高,因为信息更灵通。对转基因组织的论战表明,当人们忽视公众舆论支持的时候,就会发生事情。同样,在抗癌斗争中所碰到的某些困难,在于某些政府表现出的无能,当需要提供一种从文化上和社会上适应本国的科学信息的时候,以及在需要实施与社会牵连更紧的预防政策的时候,这些政府则无能为力。政府的陈旧管理模式不再有效,因为它们建立在风险技术官僚管理之上——对公众往往是蒙昧的,以及建立在专断的单边的交流之上——有时这种交流设计成简单的教学练习,把民间社会的主体抛到九霄云外。在科学方面,同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一样,各国政府和科技界应该意识到,民间社会对关系到社会的决策有着更多参与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民主参与的要求,除了代表机构外,政府应与经济和社会主体一道,促进非国家主体参与制定共同的标准。

 

  公开证据可能脱离往往最先进的论据之一,以便阻止大众参与科技决策,例如大众对科学不了解或无能力。在这种背景下,不再涉及到专家和大众的对立,相反,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建立界面结构,从这个结构中,多方的主体能够相互尊重地交谈。这里,科学家们是首要的当事者,他们既作为专家又作为公民,因为科学家们都是公民。另一种景象并不少见,就是漠视道德原则的科学,重要的是要记住,从定义上讲,它是伦理的源泉:透明、中立、诚实,这些廉正治理的根本的东西,都是科学实践的建设性标准2。为了透明和中立起见,各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在一旦有希望和有可能的情况下,创造辩驳的、知情的和民主的辩论条件(见框注7.1)。创立和管理这样的结构(伦理委员会、论坛、讨论会,等等)应成为决策者优先做的大事,如果他们真的希望知识社会成为参与和宽容的社会的话。

 

框注7.1 全球伦理观察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开启了一个世界生物伦理学与科技伦理信息体系网站,这个伦理总观察站计划的目的是协助该组织制定工作规范标准,并设置一个专家网络供立法者支配。它还支持各国伦理委员会并传播各国政策和立法信息。具体说来,该观察站由4个互动数据库组成,分别收集如下相关信息:

 

  — 伦理专家个人信息;

 

  — 伦理领域相关机构特别是各伦理委员会的信息;

 

  — 伦理学教育计划信息;

 

  — 涉及伦理的立法、要求、规定。

 

  这些数据库利用6种语言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和大众使用。因而,涉及到大量的展望性工作,但发布关于何谓知识社会中的伦理思考。

 

伦理委员会,一界面结构

  由于不能在科学机构的单一范围内处理与科学家的伦理和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于是就应审议对科技辩论进行必要宣传的问题。那些跨学科的伦理委员会——集中了某个领域的权威——是征求公众意见的最好的框架之一,它能反映多方面的观点。这样的机制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因为他们作为制定一种语言和共同标准的界面,以便讨论某个具体问题。在决策层,不管讨论的内容或他们被委托的使命是什么,伦理委员会所证实的多样性,使每种情况都有适当的答复。

 

  其实,伦理委员会可以在各个管理层次创建,无论是当地的企业、大学或实验室,还是国家层次(国家伦理委员会)、多边层次(经合组织)或世界层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立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政府间生物伦理委员会、与科学家的伦理和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

 

  第二,这些伦理委员会证实了另一种形式的多样性:有关主题和领域的多样性是变化的,因为伦理问题可以是普遍的,也可以是特殊的,并且因为每个科技领域要求某种相应的检查。所以,试管婴儿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与持久发展的问题,是不需要同样的答案的。

 

  最后,伦理委员会的使命根据伦理和政治目标而定:在某些情况下,该委员会起着咨询角色,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使命是确定规范工作的方针。但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鼓励思想和信息交流的论坛,面对最专业化的大众和公共、私人决策者。因而,生物伦理学获得一种基本功能,在众多委员会的行动下,致力于恢复社会对科学改善民众福利的能力的信任。

 

公开原则与意识条款

  由于任何伦理学必然产生规范,所以,一些科学的伦理学就不能在医学道义学法典的问题上走不通,后者应该适应每个领域的要求。科学家的行为法典草案已经存在——可以列举《鲁塞尔·爱因斯坦宣言》或《尤普萨拉法典》,且不算医学在这方面的丰富传统,从古代,科学知识就有不可分割的社会与伦理尺度。但希波克拉底医学学说的传统需要澄清。长期以来,临床和医学治疗责任依照希波克拉底宣誓模式而设计成医生和病人的私人关系。但是,很久以来,这种模式不能单独地管理医学。因为公共卫生政策牵扯到集体选择和集体责任,不但涉及到医学的传统主体,而且涉及那些不在诊所或医院工作的、也要对病人负有临床和伦理责任的人。那些在过去往往错估其商业政策的伦理意义的药厂,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都接受教训而懂得其政策的伦理意义。

 

  生物技术和医学研究赌注——或者未来的纳米技术——都要求在伦理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此,重要的是选择那些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体的问题。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关于人类课题所实施的医学研究伦理原则,提供了这种探讨的好榜样(见框注7.2)。这种法典预想把人类课题的手术经验记录呈递给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委员会,并以更为普遍的形式,强调了科学辩论的必要公开性。其实,没有大众的关心及其代表的参与,就没有科学上的伦理。科学家们应当考虑其工作的伦理后果,并且在必要时,公布其工作结论,这里,他们有着特殊的责任。没有这样的公开,从定义上讲,就没有公众的辩论。

 

框注7.2 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修订)节选

  人体医学研究适用的伦理原则:

 

  第10 特殊预防措施应围绕那些可能损害环境的研究,研究中使用的动物福利应当保留。

 

  第11 关于人体试验的每个阶段的设计和实施应在试验议定书中明确规定。该议定书应当接受为此设立的伦理委员会的检查、评论和意见,必要时,需得到其同意。该委员会应当独立于发起人、调查者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不当影响。

 

  第12 研究议定书应当包括一个关于该研究的伦理影响的宣言。应明确,该宣言提出的原则应该遵守。

 

  第13 对人类的研究应由高素质科学人员领导,并受一个主管医生的监督。有关课题研究的责任应由一个有医学造诣的人负责,非有关课题,要经其同意。

 

  第14 研究前应仔细评估报告,一方面评估风险和制约,另一方面是对课题或其他人的可预见的好处。这不妨碍健康的自愿者参与医学研究。研究计划应是可行的。

 

  第15 医生要着手研究的话,必须是他认为风险都已经过正确的评估并且风险能受到满意的控制。不管风险超过期望的利益,或者带来积极成果证据,他都应确定研究期限。

 

  然而,要求科学辩论的公开性将会有徒劳的危险,如果对个人的科研没有担保、以及对表现不够谨慎的雇主没有约束的话。因为这些雇主们总是不愿意把某些科研所冒的可能的风险公布出去:保密战略可能成为向公众隐藏一个紧急问题、卫生问题或生态危险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也许总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工业和科研的日益紧密结合,这类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科研可能面向一种工业秘密的不正当的用途,它与科研要求公开知识、尤其在其应用中含有风险时必须公开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怎样应付实验室里对某种秘密使用不当所造成的难题?某些科学家提出了意识条款思想。这涉及到创建一些独立的机构,研究员们可以不怕报复地举报他们的科研中出现的潜在的伦理或法律问题。意识条款旨在在雇主与公共及私人企业的被雇用合作者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后者担负科学或技术方面的责任。意识条款引入了受一些预警机制启迪的透明机制,如美国现行的《告发者保护法》。实施这样的条款的可能性,有利于在工业环境或混合经济环境中实施最佳状态的学术自由。诚然,意识条款方案引起众多问题。但是,通过向科学界提议实施一种企业管理提问法,意识条款不可否认地回答了知识社会不失时机提出的那种类型的提问:实际上涉及到创建适应新时代的规范工具,这个新时代将会不断加大私人部门在生产和使用科学技术中的作用。

 

怎样向科学家们进行伦理教育?

  只有在科学团体找到一种坚强的支持和责任人,这样的教育机制才能奏效。这种要求正是那些原则的核心,这些原则是由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责任和伦理常任委员会提出的:“科学界的伦理责任,最终建立在实践科学的个人身上。他们决定某项既定研究的方式、时机和最终目的。研究员的道德意识和洞察力是最重要的。”在许多情况下,首先向研究员们提出的是由某些科学发现或某些实践的影响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如污染情况。诚然,应该有一些科学家们能够参照的规范文件,以便指导他们的行动,并且对他们的首创性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但是,颁布法规是不够的,即便是卓著的。这些法规由于过早地纳入科学的形成之中,就有可能被科研主体看作是人为的障碍而成为一纸空文。如果人们想提醒研究员们的责任心意识,那么对科学伦理提早形成规章则是必要的(见框注7.3)。这样的法规形成应该系统地纳入科学教育计划的各个层次并成为相应评估的对象。

 

框注7.3 加强科学伦理能力

  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要求科学家的简历里有伦理培训经历。目的有二:印证伦理问题并对此开发公众论据。伦理教育的首要使命是开发学生的印证分析伦理事物的能力,并照此去做。这种学习应当通过使学生更加接受伦理问题着手。在全球化日益开放的前提下,这种敏感性训练需要特别坚持伦理的多样性,多样性来自多样性的文化政治或宗教传统。这些课程的宏伟目标是在整个复杂性范围内介绍伦理问题,并强调文化背景财富。此外,要交替展示主角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主角们采取的决策对人类或环境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但这种教育的主要王牌之一,是通过论证的培训,开发学生的伦理分析能力。

 

  知识社会建立在公开证据的要求之上。这有助于引导思考的方向:由于研究员们和证据管理当局断了关系,就应当把重点放到公众的讨论和论证上——尽可能地避免陷入专家们的论战中。这里需要指出,论证不是无谓的字眼争论。如果不考虑到对话者的合理数量,那么,一个证据就不止是一个了:一个广告或一个宣传文件都不是论据。这样的信息都是单方的,不能反映对话情况。分清好坏证据,自己构建有效的论据,都是后天学到的本领:应该获得它。因而,论证的实践构成最好的伦理形成:它没有颁布一般的和抽象的法规的使命,但具体说来,在现行的法规缺乏时,让每个人从具体情况出发,形成明确的论据能力。公众的论证因而是让他人分享其观点和判断的一种方法,以便树立共同接受的立场,如果人们要建立一种知识社会的伦理学,那么这就构成该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

 

社会展望学和未来伦理学

  这种知识社会的伦理学必然是一种未来伦理学。实际上,不承受真正迫切需要前景的知识社会,就不能设计名副其实的知识社会。从此,在科学技术可能有预料不到或不利影响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中,这个原则是根深蒂固的。今天,大多数伦理讨论都涉及到科学对象和技术设置,这在它们成为公众的时候就已经广泛地构成了。应该与旧格言一刀两断,根据旧格言,“科学提议,社会拥有”。由于该格言证实,科学发现可以通向新的伦理和法律赌注,那么,就需要积极地预测可能来自实施某项科学技术计划的困难和障碍。

 

  根据这样的前景原则,一项革新单靠技术标准是不可信的,还应该、尤其应该根据伦理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价值与标准才是可信的。诚然,不可能事先确定被公众接受的东西,但某些技术计划不能脱离伦理问题去设计,尤其当这些计划触及到一些敏感的领域,如卫生、私人生活或个人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激发出问题。

 

  所以,应该把科学技术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因而,某些人对遗传基因研究的范围不只是涉及到技术本身,也涉及到其法律地位。其实,问题是想知道,这是否涉及的只是简单的农业或商业产品或是更接近医药的实验室产品,是否应该呈送给那些根据管理制药业的机构模式而创立的公共机构进行保险性检查。科学的责任还通过先期实现的法律制定工作来体现。因而,涉及到给予科学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并调和总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在此前景下,重要的是在前期的政治经济决策中,要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施这样的前景原则,将有利于增强科技政策、公共或私人政策的透明度。在这方面的赌注尤其涉及到商用的技术革新产品的情况下,没有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就不能使新的前景迫切需要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民间社会和公共部门的主体去刺激首创性。这种总体利益额考虑可能会包含着还账的必要性,并进行定期的评估;此外,它当然要求更广泛地征求民间社会代表的意见。

 

科学教育危机?

什么危机?

  当人们提及建设知识社会的时候,重大前景的问题之一是在科技领域招募高素质人员。驾驭技术对知识社会的良好运行肯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为了保障知识社会的长久发展,只掌握技术是不够的。使用复杂科研的基础设施(用信息化、往往是自动化体系),实际上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能够控制、维修基础设施并能调整新工具技术的技师。还需要一些行政人员参加研究中心——比如生产中心的管理。另外,工业、服务业和技术基础设施需要日益增多的工程师和技师。因而,我们可以有充分理由地自问,在南方和北方国家,教育体制是否能够培养高水平的数量足够的技师、工程师和研究员,以便使知识社会能够遵守所有的诺言。

 

  更有甚之,我们不禁自问当今时代出现的反常现象:在人们提及知识社会来临之际,我们却觉察到,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理科大学生明显减少,并且大学毕业后,着手做研究工作的人在减少。(见框注7.4)。这种现象难以明确,特别是因为还没有国际范围的统计分析,用以验证具体的细节和原因。不过,确切数字的缺乏,却不能使人们忽视这个问题:它应当反过来,不但在工业化国家,而且也在发展中国家要求进行统计研究工作。当前的科技教育危机也许会有严重的后果:不但熟练的科学劳动力需求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将会短缺,尤其将更加难以应付那些迈向革新的社会日益增多的要求。

 

框注7.4 科学教育危机

几个关于欧洲的数据

 

  德国:

   1990-1995年,物理专业大学生数量减少了两倍

 

  苏格兰:

   开设地质学课程的大学数目:19955个;2002 1

 

  法国:

   进入大学理科一年级学生人数:

     1995年:63 400

     1997年:51 200

     2000年:50 800

   大学学生注册人数:

          1995 1997 2000

     数学专业 56 200 56 400 50 900

     物理专业 68 200 51 700 36 700

     化学专业 13 800 12 300 10 400

 

  荷兰:

   1989-1994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理科人数下降:化学——38%;信息和物理——20%

 

南方国家数据

 

  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收集的某些南方国家的数据,某些理科学生的增加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某些学科的活力损害了其他理科的招收能力。所以,在厄立特里亚省(埃塞俄比亚),2000-2001年间,生命科学专业注册学生增加40%,数学和统计学专业却下降6%。在老挝,同期,物理专业教学增长而损害了生命科学专业。

 

  在知识社会兴起之时,怎样解释这种科技教育危机?首先,应当承认,从小学和中学,有些学生认为理科难学就望而却步。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关于科技研究引起的政治及伦理争论,科学惠及人类的形象今天已经大打折扣。最后,理科的名声是报酬低。最后这个问题相当直接地连着招聘和职业生涯的问题。理科报酬少的论据似乎不足,不少研究员成就卓著,声望鹊起,有时获得的待遇颇丰。然而,在往往以经济和社会成功与否判断人的社会里,物质条件方面对20岁的人生抉择不是没有影响的。人们常常提到在科研界立足难,难于上青天。实验室里人才济济,有许多年轻的优秀科学工作者,他们至少既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或体面的薪金,又寻求科研成果的发表。一份年轻理科博士应聘一个岗位的名单——其中年龄超过30岁,仍靠奖学金或临时合约生活的大有人在——引不起他们多大的兴趣。诚然,研究员的生涯提供了有价的智力劳动自由。但不应该忽视科研人员生活拮据(清贫)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其危险是导致不少年轻人的科技生涯改行。

 

  如果研究员的生涯持久地失掉吸引力,恐怕有三个严重后果。一方面,拥有科技学识的人员将会在数量上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最富有的国家继续大量招聘那些不富有国家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以便缓解高素质劳动力的缺乏,这就加重了人才流失的现象。人才流失加快的风险不但影响了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影响了工业化国家,他们将被最先进的国家在科研领域拉开距离。最后,研究员生涯的清贫可能会对最优秀的大学生有着很强的遣散效应,即对科研望而却步,而他们才是高端研究不可或缺的马达。因而,科技生涯的清贫可能对未来研究的数量、质量和科技、经济竞争力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高素质科研人员的培养政策应该与巩固其生涯的政策相配套,包括在公共科研部门和工业部门。特别是要鼓励商业和工业招聘有科研本领的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那里的私人部门在国家科技投资中的比重往往是很弱的,这是与工业化国家或那些知道成功地实施自愿且有活力的革新政策的南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因而,政府的行动可以三个优先为中心:改善研究人员的条件,科研生涯向私人开放,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搭建制度化桥梁。这样的桥梁可能对研究人员有利,将会丰富其职业生涯,指在物质方面和象征性方面,但也有利于研究革新中心的更新,这些研究中心要求招聘方式多样化,有时很严格,否则会导致科研人员的清一色,而不利于他们的创造和发明。此外,制度化桥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里,为了使企业能够保障研究人员从大学毕业就有一个平行生涯的舞台,私人部门的科研弱势有待加强。

 

妇女与科学

  科技教育危机还表现在某些社会团体在科研机构的代表名额不足。这种状况可能是少数民族或宗教代表少,或是社会边缘阶层人士少,但妇女在科技界大量缺少。在工业化国家如同在发展中国家,科技教育危机也应该包括人们所说的“男女之间不平等”。显而易见,科学经受着女性不足,而且“垂直分隔”影响了妇女在社会所有行业占据负责岗位,在科技领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这种形式应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妙法?头等重要的是让女孩子上学接受文化教育,这是妇女选择其命运的不可或缺的根本途径。科技界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在中小学作科技报告,以便鼓励女生走上科技道路;重要的是大力宣传杰出妇女成功的信息。也可以把重点放在高尚的象征性行动上,比如设立科技妇女的特殊奖项,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女科学家设立的“欧来雅”奖,对此行动,科技普及或妇女节目的媒体近几年来作了更多有反响的报道。

 

  根本的是要说服(必要时通过大规模的沟通行动)(见框注7.5)。教育者和家长,但也要说服女孩们(她们是第一当事人)这样一个事实:在科学领域,女性可以与男性一样优秀。科技教育危机部分地归因于科学的形象和现行的教育方法吸引力小;也归因于决策者的责任心,他们对科技现实不太了解,往往表现出难以抓住科技问题的复杂性和机遇。知识社会理念弄清的事实是,科技教育政策是首要的经济与社会投资。从此,研究人员的培养质量及其地位和报酬都是关系到科技发展的重要问题。政治或经济负责人应当注意到,科学资本——它具有不可减少的特性,应该受到与经济资本同样的重视。

 

框注7.5 南非全国科技周:鼓励从事科学工作

  科技周是由南非政府科技部倡议的。其目的是使科学对学生更有吸引力,从年龄很小就开始鼓励他们学习数学和其他理科。重点是年轻人,但也提醒对学生选择生涯施加影响的社会部门注意。

 

  关键目标:

 

  — 促进学生对理科、工科或技术专业(SIT)感兴趣

 

  — 引导政府、教师、实业家、高等教育部门和其他团体去鼓励年轻人从事SIT生涯

 

  — 通过大范围的中介覆盖面,扩大全国对SIT的兴趣

 

  公共部门

 

  — 第一个目标是学生从一年级到大学

 

  — 第二个目标是对学生选择生涯施加影响的社会各个行业及人员(家长、家庭、教师、政治负责人、媒体)。

 

促进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和大众文化

  科学与技术日益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大众的辩论中。传播一种地道的科学文化从此对实施民主治理成为不可或缺的。若无这样的文化普及,就会加重个人、性别、各代人、各个团体或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这要看他们是否具备适应知识社会的活力环境的科技知识。科技社会有必要加快“科学扫盲”的步伐,使每个人能够做出个人抉择,如在医疗方面或集体方面,使用个人资料。

 

  公众不一定需要拥有教科书中的全部科学知识,但至少能够判断专家发表的论据的中肯性,了解负责人设想的经济措施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进行自然或卫生方面的对话。在大众和民间社会之外,问题还涉及那些决策者本人,他们应该禁止代替专家的技术意见,即便是政治决策允许。

 

  科学文化进入到决策者和国家公务员的培养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一张王牌,那里的革新有时被一些困难所制约,而这些困难往往是因决策者和科技问题的严重性所造成的。科学文化的培养旨在使人们少一点定型的知识,多一点积极参与科技影响日甚的社会的管理能力。

 

  科学文化不是各种科学的文化。它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科学家”专用的特殊文化形式。实际上,通过对照个人的不同知识形式,它构成最好的跨学科培养方法。而且,这一点对正确的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学的对话是重要的,更何况它们之间的通道往往很少且时有冲突。科学文化纳入跨学科培养内容,因为研究员们的科学文化从此应当超越他们的专业领域的文化。不管是专家还是非专家的文化,它要求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共同文化,以便理解人类文化和知识的多样性。它单独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每种职业的、政治的、种族的或伦理的文化可以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

 

  因而,科学文化应当给每个人抓住重要科学领域机遇的能力,尤其是有伦理或政治影响的领域。然后,科学文化应当给予每个人组织中肯丰富的信息的能力:实际上,信息来源的增多可能会变成一种缺陷,如果人们不会建立信息来源之间的联系、不会使需要调出的和需要选择的数据等级化的话。

 

科学知识的媒介化

  媒介化的概念不仅仅牵扯到把一个博学精英的知识传播给一些无知的人群,但也是对这种传播的目标和方法的清醒的认识。实际上,有些科学家把知识的普及看成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民众化活动,甚至看成一种伪科学形式。这样的观念有时表明,一种科学精英的观点被视为知识的惟一参考。当然,重要的是知道区分由学术讨论会或寄给专家的文章确保的科学交流,与以传播某种科学问题的一般意义为目的的全球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这两种传播形式给予应有的关注。

 

  媒介方式包括书籍、电视、广播、因特网、报告会,以及使公众关注科技不同侧面的活动。所以,科学媒介包括社会上科技知识传播的一些传统的和新近的媒介,但也包括科学家及非科学家、大众、决策者或记者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的思想。与公众的交流是一种很微妙的活动,因为这种交流需要翻译的努力和来自科学家才智。更有甚者,科学媒介构成抵抗伪科学理论的最好的城堡,因为它向每个人提供印证和揭露那些隐蔽在科学风帆下的欺骗的方法。伪科学,往往只是一种中介战略,当科学家们拒绝在其工程的媒介中投资时,它就泛滥起来。所以,科学媒介(见框注7.6)。应该起证实那些科技界认为合法的知识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框注7.6 在网上传播科学

今日科学(Ciencia-hoy

 

  电子出版科学媒介Ciencia-hoy在西班牙语国家网上传播科学,目标如下:

 

  — 让人们了解阿根廷的科技生产现状与新近的进步;

 

  — 通过介绍拉美地区的科技研究,促进与拉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

 

  — 刺激公众对科学和文化的兴趣;

 

  — 出版一份日报,发布阿根廷及整个拉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自然科学、社会学及技术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 促进建立一个数字科学院,供科学家使用;

 

  — 促进和组织报告会、论坛,旨在让人们了解阿根廷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

 

  — 促进与其他国家同行组织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科学与开发网站(SciDev.Net

 

  科学与开发网站是改善有关科技主题的可靠的、保险的信息,科技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该计划源于《自然》杂志社成员建一个网站的设想,以便跟踪报道1999年布达佩斯世界科学会议的筹备工作。计划的成功终于建成一个网站,其目的是使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能够就科技问题做出信息灵通的决策。

 

  该网站寻求的目标通过提议一个自由进出的因特网,也建立地区网络,供个人和机构参与实施目标,组织能力训练班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活动。

 

  为大众用的科技文学是使人了解传统和科学革新的优先方法之一。它也是科学家们就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表达其观点的方法。这种媒介形式也许是陈旧的,不过,我们可以打赌,不管未来的演变是什么样的,它将仍然是媒介最贴切的形式之一,哪怕是由于它既适应纸张版面也适应电子版面。

 

  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及其新近的互动版面如因特网,都是传播大家能收看到的科学文化的重要工具。某些科学家抱怨科学在这里变得简单了、歪曲了或丑化了。然而,如果科学界想看一看在媒体中所体现的相应的研究,那么,科学家们自己应当采取主动性,并熟悉一下非科学媒介中所使用的交流技术。科技机构肩负着向媒介、大众、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安排科学媒介工具的使命。我们还可以提及那些继续用于传播一般科学信息或新闻的信息频道项目。这种科学媒介形式既面向科学家,又面向大众,但它尤其就其他部门所发生的方式,从传统信息方式着手,给其他媒体和决策者提供参考。因而,媒介的赌注建立在其界限以外的科学传播之上,尤其建立在来自新近社会变革的新方式的适应性之上。

 

科学知识的媒介化

  媒介化的概念不仅仅牵扯到把一个博学精英的知识传播给一些无知的人群,但也是对这种传播的目标和方法的清醒的认识。实际上,有些科学家把知识的普及看成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民众化活动,甚至看成一种伪科学形式。这样的观念有时表明,一种科学精英的观点被视为知识的惟一参考。当然,重要的是知道区分由学术讨论会或寄给专家的文章确保的科学交流,与以传播某种科学问题的一般意义为目的的全球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这两种传播形式给予应有的关注。

 

  媒介方式包括书籍、电视、广播、因特网、报告会,以及使公众关注科技不同侧面的活动。所以,科学媒介包括社会上科技知识传播的一些传统的和新近的媒介,但也包括科学家及非科学家、大众、决策者或记者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的思想。与公众的交流是一种很微妙的活动,因为这种交流需要翻译的努力和来自科学家才智。更有甚者,科学媒介构成抵抗伪科学理论的最好的城堡,因为它向每个人提供印证和揭露那些隐蔽在科学风帆下的欺骗的方法。伪科学,往往只是一种中介战略,当科学家们拒绝在其工程的媒介中投资时,它就泛滥起来。所以,科学媒介(见框注7.6)。应该起证实那些科技界认为合法的知识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框注7.6 在网上传播科学

今日科学(Ciencia-hoy

 

  电子出版科学媒介Ciencia-hoy在西班牙语国家网上传播科学,目标如下:

 

  — 让人们了解阿根廷的科技生产现状与新近的进步;

 

  — 通过介绍拉美地区的科技研究,促进与拉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

 

  — 刺激公众对科学和文化的兴趣;

 

  — 出版一份日报,发布阿根廷及整个拉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自然科学、社会学及技术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 促进建立一个数字科学院,供科学家使用;

 

  — 促进和组织报告会、论坛,旨在让人们了解阿根廷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

 

  — 促进与其他国家同行组织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科学与开发网站(SciDev.Net

 

  科学与开发网站是改善有关科技主题的可靠的、保险的信息,科技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该计划源于《自然》杂志社成员建一个网站的设想,以便跟踪报道1999年布达佩斯世界科学会议的筹备工作。计划的成功终于建成一个网站,其目的是使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和个人能够就科技问题做出信息灵通的决策。

 

  该网站寻求的目标通过提议一个自由进出的因特网,也建立地区网络,供个人和机构参与实施目标,组织能力训练班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活动。

 

  为大众用的科技文学是使人了解传统和科学革新的优先方法之一。它也是科学家们就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表达其观点的方法。这种媒介形式也许是陈旧的,不过,我们可以打赌,不管未来的演变是什么样的,它将仍然是媒介最贴切的形式之一,哪怕是由于它既适应纸张版面也适应电子版面。

 

  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及其新近的互动版面如因特网,都是传播大家能收看到的科学文化的重要工具。某些科学家抱怨科学在这里变得简单了、歪曲了或丑化了。然而,如果科学界想看一看在媒体中所体现的相应的研究,那么,科学家们自己应当采取主动性,并熟悉一下非科学媒介中所使用的交流技术。科技机构肩负着向媒介、大众、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安排科学媒介工具的使命。我们还可以提及那些继续用于传播一般科学信息或新闻的信息频道项目。这种科学媒介形式既面向科学家,又面向大众,但它尤其就其他部门所发生的方式,从传统信息方式着手,给其他媒体和决策者提供参考。因而,媒介的赌注建立在其界限以外的科学传播之上,尤其建立在来自新近社会变革的新方式的适应性之上。

 

用行动教科学

  如果说确保科学和谐、革新的媒介化是重要的,那么,学校继续扮演着知识和科学文化的学习园地的不可绕过的角色。自此,科学入门在传统的教室里同时在网上进行。在教室的传统空间里,人们可以要求教育以真正的科学精神为中心,引导形成自主的个人控制的知识。这类教学曾在美国、智利、瑞典(“亲自实践”),或巴西、中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试验过(见框注7.7)。在这个计划中,基本的是介绍结果的思想作为研究过程的完毕,在这里,是调查过程比直接答案重要。涉及到思考科学作为疑问和提问多于一个构成知识的简单的录音。

 

框注7.7 亲自动手

  这里提倡的举措,优先通过探测、实验和讨论来建立一些知识。这是一个作为行动的科学实践,提问、调查、实验、集体组建,但不是死记硬背。

 

  学生自己尝试,自己思考,并通过讨论来吸取经验。参与其中,在行动中学习;在弄错的同时,学到东西;通过互动,取人之长,笔头阐述观点,展示给他人,与他人交锋观点和实验结果,以便验证贴切性和有效性。

 

  教师提议情景,从学生的问题开始(并非总是如此),以便能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他指导学生,但不代替他们行动;他让学生阐述和讨论一些观点,特别注重语言表达;他让学生表达出已经获得成果的有效结论,以科学知识为判断方向;他管理着渐进的学习。课堂上围绕一些主题,这样就能获得一些知识进步和口头、笔头进步。每个主题要用足够长的时间,以便重复练习,形成并巩固获得的知识。

 

  除了教育内容和方法问题用于相互融合的文化形式之外,个人适应一种科学文化将会极大地便利正在学习和变化中的机构或企业本身,如果这个人是小组成员的话。这一侧面在任何机构趋于变成真实的,但在教育领域仍然是基本的。我们甚至做出假设,这种网络伸及到某些私人大集团(汽车、航天等等部门)的研究革新实验室,他们趋向日益鼓励大众投身于未来的科学及其应用。

 

  在这种前景中,联网的做法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许多有益的影响。第一,这些做法,通过把一些机构插入那些复杂的机构环境,就可以接近科学作为一种在行动的知识。所以,博物馆的使命不只是保存一种封闭的知识,而且也便利知识的适应性,并利用一个活力调查表来鼓励辩论。第二,联网的做法,可以使每个机构知道以更大的效率去履行其使命。图书馆的作用,是有形的或虚拟的,因而将是重要的,以便应付未来科学文化的挑战,因为,若没有已经获得的知识的保存和复制,就没有革新。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按照上一章提及的合作实验室的样板,使全球范围的知识分享成为可能,与科研机构的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不挂钩。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强调指出,不管是在北-南国家、还是在北-北或南-南国家的展望中,有必要把所有机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实验室等等连成网络。只有发展中国家享受到计算机和金融方面的优先支持,这个计划才能具有其全部意义。减少数字鸿沟和建立适于这些国家需要的革新体制,应该通过科学与发展的文化的真正合并而继续延续下去。

 

人类在知识社会中的风险与安全

  知识社会是风险社会吗?许许多多的人接触到知识并应用知识,这可能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潘朵拉盒子给人以希望,但同时又充满着危险,难道知识社会打开的正是这样一个潘朵拉盒子吗?或者相反地,是否应将加速知识传播视为增加我们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一张新王牌呢?我们的社会面临着风险,但能够生产出解毒药,使我们的社会化险为夷吗?正在威胁着我们的风险其新的特点主要并不是风险的范围,而是风险的错综复杂性难以应对。知识社会的崛起难道不正是应对这种新的复杂性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吗?知识不是被认为可以医治错误和愚昧的顽症、使我们从祖先的恐惧和大自然的限制中自我解放出来、减少不确定性并使我们能够控制风险吗?正因为知识是实现解放和自主的力量源泉,所以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核心,特别是在《组织法》前言中指出:“战争产生于人的精神之中,而正是在人的精神之中应该培养保卫和平的思想。”

 

知识:化解风险的灵丹妙药?灾难的展望与预测

  知识社会将要迎接的挑战之一是应对不稳定和不安全,而不稳定与不安全往往是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当然,没有不包含风险的技术革新和技术体系,即使是不那么先进的技术革新和技术体系也一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是等值的,有些风险令人不能接受。怎样区别呢?有一些风险在政治上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确切地说是因为这些风险是人所愿意冒的风险。风险分为两类,人们自愿接受的风险和人们所承受的风险,将两者区分正是从伦理角度思考风险的不平等性的核心问题。

知识和确认风险

  如不能事先确认风险怎能预防风险呢?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这一挑战。当然乍一看,知识社会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武装得更好,为的是完成这一任务。作为新技术革命的结果,人们拥有丰富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不可否认地为学者们提供了一张王牌,使学者们拥有的资源特别丰富。但这种丰富的信息其特点是太多了,太扩散了,反倒给确认风险的工作制造了障碍。不论是阐述过去的经验,还是发现变化的迹象,或者是做出适当的抉择,信息越多,越难以确认哪条信息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研究人员、专家和分析人员的工作本身就是生产新的信息,但应从获得的信息流中区别出哪些信息是恰当的,哪些信息是不恰当的。这种通过知识管理信息的工作说明了新兴知识社会中的自反性。

 

  利用这种自反性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管理问题。如果没有能力来动员信息和利用信息,信息毫无意义。在此应强调指出的是,通过一些观察机构和代理机构的有效运作来确认风险至关重要,当然这些机构的技术能力和科学能力应得到决策机构、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以及整个公民社会的一致公认。200412月发生了海啸灾难,摧毁了印度洋沿岸地区,这场灾难揭示了一些国家的决策者们在查明风险方面的无能。海啸受灾地区的一些科学家迅速得到了消息,知道这场灾难是场大浩劫,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却未能及时将信息上报至相应的决策层。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查明风险方面的无能部分是因为主管人士在分析风险方面相对隔绝,不论对技术、工业、卫生或食品方面的风险均是如此。查明风险因此是科学决策的首要任务,应通过相应的、自主的或直属专门政府部委的机构来保证关键性的信息能够上报至最高决策层,并能及时通知民众,尤其是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建立一些观察站,用来监视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风险,这种办法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可以借鉴的。

 

  2003年一场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东亚和北美,对这场疫情及时做出的反应说明这种机构给我们带来了好处:采集数据,特别是从中国、泰国和加拿大采集数据,然后进行印证,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小组之间进行协作(按照我们上文所述的“协作机构”模式),在创纪录的时间内通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制止了瘟疫的蔓延,分离出来了传染病原体(冠状病毒),以便研究是否有可能生产疫苗。

 

  此外,正如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间交流所证明的那样,建立观察网可以印证或对证相关数据,以此提高数据的质量。最后一点,在制定政策中还应包括有效的后续措施,不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地区或国际一级均应如此。这些后续措施,不论是通过观察站采取的还是全凭经验采取的,只有灵活执行才能获得收益。因为正如决策数学之父John von Neumann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惟一真正的安全是相对的:真正的安全在于日复一日地理智地执行判断”。明确地说,管理风险的复杂性在于短期的绝对必要与长期的要求如何衔接。实际上,没有警觉,没有预测,没有预防和准备,就不可能有防范风险战略。20041226的海啸也证明了这一点。

 

预警系统和民众准备

  20041226的海啸袭击了印度洋沿岸,造成了近30万人死亡,500万难民流离失所。这场灾难突出说明了管理风险是多么困难,特别是在信息方面,不论是得出恰当的数据,还是根据情况迅速传递数据,最后还有在民众准备方面也是困难重重。教科文组织及其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很早以前就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印度洋海啸早期预警系统。但印度洋很少发生海啸(为太平洋发生海啸的85%),印度洋地区大部分国家缺少财力,当地重点多多,彼此冲突,另外动员国际援助困难重重,这一切都延缓了落实建立海啸预警系统的建议。相关国家和人民面对2004年的海啸毫无准备,这说明印度洋以及在加勒比海、大西洋和地中海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是绝对必要的(见框注8.1)。此类浩劫造成那么多人死亡和流离失所,给发展以沉重打击,这促使人们谋求全球解决良策。2005119,联合国在神户宣布要建立一个全球预警系统来早期预警各式各样的自然灾害,不管是干旱、森林火灾、水灾、台风、飓风,还是地震、滑坡、洪水、火山爆发还是海啸。这样一个系统既能迅速传递信息,又能使民众做好准备。

 

框注8.1 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

  国际海啸信息中心于1965年由教科文组织所属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成立。三年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国际协调小组,该小组今天已有26个成员国。行动总部设在Richard H. Hagemeyer海啸预警中心,该中心隶属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海啸信息中心监视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的活动,并在那些希望安装设备来监测地区或国家海啸的成员国之间协调技术转让。

 

  预警系统向遍及太平洋的100多个接收点传递有关海啸的信息和预警。为了确定可能引发海啸的地震,预警系统实时利用一些地震观测站,地震观测站则测定地震情况。由于在印度洋不能同样精确、同样迅速地进行测定,阻碍了及时预报巨浪的形成。

 

  一场灾难范围之大,时间之急迫,要求最适当地利用现有观察和数据分析技术,并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研发此方面技术的下一阶段将是要建立预警综合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汇集卫星提供的太空数据和现场采集的大洋和陆地运动、生态系统和大气的数据。但预警系统是否有效不仅仅只取决于技术因素,还取决于信息与具体情况是否一致,是否符合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民众的准备情况。可以想象,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穆斯林国家,清真寺的高音喇叭可以用来传递警报,印度尼西亚的亚齐是遭海啸袭击最严重的地方,在那里本来也可以这样做。此外,对平民的培训也极为重要:在发生灾难时应采取的行动,最基本的救护措施,这一切应向民众定期宣传,并应纳入学校教育。实际上使民众做好准备是制定预警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一些土著居民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知道面对20041226发生的灾难怎样做出反应,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传统,通过传说或口授教会了他们怎样做。

 

  还应补充说明一点,风险信息的管理可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实际上,只要运作是在一个系统复杂的组织内进行,确定风险本身就会呈现出某种弱点。鉴定无疑能产生一些肯定的因素,但同时也产生大量的不肯定因素。我们的知识尽管在努力揭示风险所在,但却干扰了我们对一些风险的认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认知风险与所需要的知识类别不是:相关范例发生变化,不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组织方面的,都会影响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因为任何鉴定都取决于对方法的选择,而对方法的选择范围肯定会将风险及不确定因素重新引入鉴定之中。反省型社会正是建立在经常重新审视、重新提出自己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基础上。此外,复杂系统其特点是汇集多门知识,多门知识彼此交叉联系,正因如此,太多的知识可能最终引发不安全。我们的知识越是详细,汇集的参数越多,从中得出的结论就越脆弱,不能有任何一个小小的计算错误,尽管这个小小的计算错误是那样地微不足道。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出,凭直觉控制局面势是必要的。此外还应强调指出,某种默认知识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具有严重性,因为这种默认知识可能会导致低估发生某些风险的可能性,而原因仅仅是这些风险从未显露出来。确认和预防风险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之举:想要做得好上加好,却可能招致更多的错误,尽管并不想如此。即便是在知识社会中,不确定因素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门槛,因此风险也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门槛,而且这个门槛将继续存在。

 

走向风险预测:小心提防和未来展望

  当事先积极预防风险成为不可能时,还有另外两条路可供知识社会选择:防备和小心提防。这两个办法都是面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采取保全措施。如果是防备,可以估计或计算灾害的概率和损失的性质:人们可以相应地避开这种可预见的损失。防备是一种保险机制,在同严格意义上的风险(即已经知道或确认的风险)打交道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防备就是假设能够推论过去出现的风险将来再度发生的概率。对于不常发生的风险而言,这种机制是极为脆弱的:2001年纽约发生的“9·11”袭击特别让那些再保险商陷入困境,因为发生这样大损失的概率太小了,而正是这种似乎不可能发生的灾难真的发生了。

 

  如果是小心提防,那就是通过不采取可能有风险的措施来避免损失(并不是说风险既不能计算也不能准确地认定)(见框注8.2)。小心提防的原则始终只能作为例外来执行,就是在人类活动有可能引发伦理上不可接受、科学上可以接受但不确定的危险的情况下执行。威胁到人类或环境的危险如果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构成风险,如果对今世后代是严重的、真的不可逆转的和不公平的,如果引起危险的措施必须采取而不考虑遭受危险的那些人的人权,那么这种危险在伦理上是不能接受的。即便是小心提防的原则有被列入某些立法的趋势,但仍然受到非议。在工业化国家里,一些专家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科研升值,促进科研自由或市场自由和企业家的自由。在南方国家,小心提防的原则经常被视为一种妨碍发展的障碍,人们提出了必要性原则来与小心提防原则对抗。这种麻烦经常是因为小心提防原则被错误地认为是呼吁以绝对的方式限制科学和技术。

 

框注8.2 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对小心提防原则提出的讲实际的定义

  当人类活动有可能造成某一伦理上不能接受的危险(这种危险在科学上可以接受但不确定)时,应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或减少这一危险。

 

  伦理上不能接受的危险是一种对人类或环境的危险,即:

 

  — 威胁到人的生命或健康的危险,或

 

  — 严重和真正不可逆转的危险,或

 

  — 对于今世后代不公平的危险,或

 

  — 未适当考虑遭受危险者的人权而强加的危险。

 

  对可接受性做出判断应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科学分析应长期进行,以便对所选择的措施进行重新审查。

 

  不确定性可能涉及但不仅仅涉及因果关系或可能存在的危险的限制条件。

 

  相关行动即在危险尚未发生之前进行干预,以避免或降低危险。所选择的行动应与潜在危险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并考虑到行动产生的积极结果和消极后果,包括评估采取行动与不采取行动的道德影响。选择行动应该是参与过程形成的结果。

 

  小心提防原则的关键就是该原则要预防的风险的潜在性。因此,对潜在风险的了解也可以称作“知”与“不知”。小心提防原则实际上就是对不知建议采取某一前瞻性步骤。因此小心提防原则不能中断研究。因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作为可能最终导致有罪的无知。小心提防原则更应鼓励人们加强研究工作,不管是深入研究,还是探索其他替代途径。小心提防原则因此完全不同于智力和道德缺乏或懒惰原则。小心提防原则对科学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这一原则意味着社会对自己的事务进行干预。但反而论之,这一概念对决策者来说也是全新的,决策者今后再也不能不竭尽全力投入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启蒙工作,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启蒙工作。最后一点,小心提防原则也是反思发展的新阶段,因为这一原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各种或有风险,不论是环境风险、卫生风险、社会风险,还是文化风险。这一原则还促使人们承认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不同的知识有各种来源,例如来自土著居民的传统。由此可见,小心提防原则无疑是宣布:新兴的知识社会欢迎各种各样的知识。

 

  风险和灾难主动预防政策超越了单纯的保全措施,其前提是必须真正有行动的意愿。但经常是看到灾难发生了,领导人最后才决定行动,或者是决定密切关注建立预警系统,在200412月发生海啸之后便是如此。这种经验的真实性特别是在环境和卫生方面得到验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预知未来的能力,如何制定包含可能发生的灾难的计划。社会展望学向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身处未来,预防这些灾难的发生,因为这些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有远见。知识社会必将是高瞻远瞩的社会,国际社会近二十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还应清楚地区别社会展望学和预见之间的不同。预见所针对的是肯定的事物,而展望学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指出在茫然世界中探索不可预见事物的途径,难道还应提醒这一点吗?关心未来的种种可能,这是未来可能性研究者的工作。展望学原则上放弃对未来无所不知,所探询的是目前的决策将来会有什么潜在的结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科学知识成为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载体,展望学应在这种环境中发挥批评作用。实际上展望学对网络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展望学涉及到多领域行动者之间的多学科互动,这可以减少在缺少多学科互动时发生系列失误的风险,因为一个网络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在系统的各个行动者之间建造知识网。

 

知识社会,新风险的祸根?全球、战略风险和新刑事犯罪

  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难以划分,因为时至今日,所谓的自然灾害可以被视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灾难出于自然,然而又改变着自然:灾难今后完全是人的杰作,是因为人类发展征服性的工业,自己建造出一个个系统而又不能控制系统的诸多因素,急急忙忙大规模使用未经考验的工艺和产品,没有警惕性或懈怠,甚至是失去理性。知识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威胁可详见以下标题:重大技术风险、重大系统的脆弱性、恐怖主义、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污染、生物能力称霸的风险、探询人或人类的未来、质疑我们星球的未来。

 

  正如重大技术风险频频发生所说明的那样(见框注8.3),人-机系统始终是不可预见的并且可能出错,而机自身却在正常运转。进步带来的弊端与风险在机械时代容易分类,可列入“损益表”,但今后则会成为技术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应用技术的规模史无前例,技术正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结构。知识社会的悖论可概括如下:尽管网络的飞速发展使知识在所有社会阶层结构中越来越重要,但这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技术依赖,知识应该把我们从这种依赖中解放出来,同时通过反省引导我们将目的和达到目的手段相区别。

 

框注8.3 若干重大技术和工业事故

1645 - 波士顿(今美国)火药库爆炸:城市三分之一被摧毁。

 

1794 - 法国巴黎附近的格勒内尔火药库爆炸:1 000多人丧生。

 

197461 - 英国弗利克斯波路(Flixborough)化工厂爆炸:一周内550 死亡。

 

1976710 - 意大利塞弗索(Seveso)附近的伊克梅萨(Icmesa)公司化学反应堆爆炸:二恶英云雾污染大片地区(1 800公顷),37 000多人受害。

 

1979329 - 美国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发生部分聚变:附近的部分民众撤离。

 

19841219 -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附近的圣胡安伊斯乌阿特贝克(San Juan Ishuatepec)一个液化石油气储存罐爆炸:500多人死亡。

 

1984122 - 印度博帕尔一个杀虫剂厂毒气泄漏:3 000多人死亡,20万人中毒。

 

1986128 -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助推器”爆炸:机组人员无一人生还。

 

1986426 -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个反应堆中的一个反应堆爆炸并引发火灾:以核电站为中心半径30公里范围内撤离13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及受到辐射者人数不详。

 

1987129 - 法国南特一个化肥仓库发生火灾,3万人撤离。

 

2000513 - 荷兰恩斯赫德市中心一个烟花厂发生爆炸:22人死亡,近1 000人受伤。

 

2001130 - 来自罗马尼亚巴亚马雷黄金铸造厂的氰化物造成10万立方米水受到污染,这些受到污染的水排入勒普斯河,流经之处(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水生生命统统灭绝,然后流入多瑙河,最终流入黑海。

 

2001921 - 法国图卢兹一家硝酸铵厂发生爆炸:30人死亡,2 200人受伤。

特别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恐怖主义威胁成为新的现实问题,这也说明为什么知识社会有可能使明天的世界变得更加危险。知识社会中信息自由流通,极大量的知识唾手可得,这可能为将信息和知识用于图谋不轨提供便利,网洛犯罪和一些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就是证明 。知识变成牟利工具,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早就存在,阿基米德将自己的科学服务于锡拉库萨的暴君这个著名的故事便证明了这一点,但今天可能发生的后果其范围之大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些极具杀伤力的武器会落入“军阀”手中,一些有组织犯罪网络或恐怖主义网络具有危害世界的能力。知识转化为牟利工具这种风险得到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协助,科研工作促进那些具有二重性的计划,例如同一实验室可以进行农艺学研究,也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在最具威胁的时期,科学之善举变成罪恶或失算这种危险极大。科学家们必须负起责任和保持警惕,警告各国政府防范一些发现或发明可能损害公众安全这种风险。

显而易见,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将深受知识社会飞速发展的影响并由此改变格局,因为知识和信息将越来越成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几十来以来最先进的工业公司的机密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便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知识社会中生死攸关的政治赌注将是为掌握认知资源而你争我夺。知识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干坏事;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于破坏。这么说并非是要怀疑进步带来的好处,而是在某些情况下质疑人类已经享受到的科学事业本身是否合理。鉴于知识的这种价值中立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主张知识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意识。

知识社会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人类的未来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自然资源减少,危险升级,这可能进一步加剧现有的不对称,特别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不对称。大部分武装冲突,不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或多或少都是为了控制资源而你争我夺,有的是为了占有原料而发生冲突,有的是争夺同一种资源的各方以暴力形式进行竞争。知识在知识社会中日益广泛地传播,与此同时资源冲突日益加剧,为争夺能源发生战争,为占据水资源发生战争,难道这还不是灾难吗?知识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创造某种可持续的和谐方式,和平利用资源,通过调节和调解避免战争,如果不动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给予协助,这个任务是不能有效完成的。

 

知识社会,人类安全、人权和与贫困作斗争

更清楚地确定风险与威胁的新知识工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在《世界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安全议程(见框注8.4),自那时起《人类安全委员会报告》(2003年)和人类安全网又相继深入阐述了人类安全议程。人类安全议程正在促进将安全概念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卫生、政治、法律、民主、文化等方面的安全),以防备针对和平的非军事和非武装威胁。人类安全概念的中心是个人和民众的需要(预防贫穷、疾病、饥饿、失业、犯罪、政治迫害、环境恶化、不尊重文化多样性),并充分重视这些威胁的演化具有跨国特性。环境遭到破坏,瘟疫和疾病爆发,或者是极端贫穷演变成冲突风险,这一切从不把国界线放在眼里,难道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吗?这种扩大的安全概念其目的是丰富和扩展传统安全观念,而传统的安全由王国来保证,主要涉及法治、维护秩序和国防。人类安全就是要“建立一些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制度,所有这些制度共同向个人提供他们得以生存、生活和享受尊严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一新安全概念其前提是人们拟定一揽子解决办法,全面解决所有导致不安全的问题。因此人类安全思想将学科分工长期以来认为互不相干的一些领域联系在一起。一些针对和平与安全的新的非军事威胁出现了,这迫使人们创造新的知识和警惕工具来更加有效地抑制各种新威胁的冲击,尤其是对最脆弱群体的冲击。在此范围内,应以综合的方式和各学科间联合的方式来研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人口、环境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知识社会中,应通过共同利用认知资源和迅速提高跨学科程度来促进科研与政策这两者间的整合,因此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社会将以新的获胜手段鼓励和促进人类安全。

 

框注8.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

  联合国在人类安全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来的,该报告专门论述了“人类安全的新领域”:“人类安全始终意味着以下两个基本点:摆脱恐惧和提防贫穷(??)。对人类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但这些威胁可分为七大类: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政治安全。”

 

教育:人类安全和知识社会的基石

  在人类安全的目标和教育与培训的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趋同性。在一个读书写字的社会里,文盲已成为不安全的祸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这方面的痛苦体验,这难道还需提醒吗?此外,教育不仅可以使人摆脱愚昧,还可以抗击其他各种不安全:教育可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方便获得就业机会,并可以按照普遍规则平息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处中司空见惯的暴力。此外,教育唤醒了觉悟,因此可以预防旧的威胁和新的威胁,这一点在许多专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实际上重要的是应使公民有所准备,能够提防威胁,并且更好地管理风险。因此,教育是人类安全的关键所在,并且是鼓励知识社会飞速发展的主要工具。

 

促进尊重人权

  人类安全包涵着个人“能够”的全部内涵,即人权(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能够享受教育和健康、机会平等、善政等等。人类安全议程所暗含的假设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摆脱了导致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便能够变成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创造者。实际上,只要获得知识和分享知识,便能够使每一个人具有参与实现人类安全条件并使之永久化所必须的能力,人类安全条件包括着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思想自由、表达和信息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民主普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中特别应提到受教育的权利。思想、信息和图像自由交流,最广泛地获得知识和信息,这一切是知识社会飞速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说获得政治、社会、科学、经济信息是任何一个公民有权享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则要特别警惕个人数据流通面临的危险和威胁。实际上,自信息和传播新技术出现以来,损害私生活的风险大大增加,特别是以所谓安全为理由利用信息和传播新技术。这种情况的复杂性使人看到,知识社会为了能够成为民主社会,应该在个人自由的迫切要求和安全要求之间确定一种公正的平衡。

 

人类安全与规范行动

  信任日常环境和财产与服务安全可靠也是一个重要条件,舍此人类安全便不能得到保证,不论是在粮食、卫生、环境方面,还是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是如此。产品和服务经过认证特别重要,尤其是涉及到营养和健康时尤其如此,因为营养和健康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药品假冒和对食品监查不够实际上直接诱发卫生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极大风险。

 

  当务之急是制定符合当地现实情况的标准。但是,人们不能仅仅只是满足于研究制定标准。还应使那些执行标准者受到奖励,那些不遵守标准者受到惩罚。最后一点,应告诉公民、公民社会的主要行为人和企业,现行规范和标准的存在及其充足的存在理由。因为,如果民众对向他们传达的信息既不相信也不信任,预防政策又能如何?

 

  国家机构展开的规范行动和认证工作应借鉴民间社会的创举。同样,那些遵守规范和通过行动表明规范理由充分的企业在此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卫生、粮食安全或环境方面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地位,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既可以在认证的前端工作,提供有关民众需求信息,又能在下端工作,承担起后续监督、培训和信息等工作,将新的标准纳入日常环境,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情况。

 

迈向可持续发展社会?

  十分明显,科学研究和技术鉴定向我们提供着始终不断更新的知识资源,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知识资源,人们就不能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计划就其总体而言是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势在必行的计划:可持续发展方案假设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就共同持续增长议程达成一项协议,这一协议既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由此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见框注8.5)。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目前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我们将受到各种灾难的威胁,由此可见,急需就此达到一项国际共识,而且特别紧迫。

 

框注8.5 形成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阶段

1968 - 教科文组织组织召开了保护与合理利用生物圈资源政府间会议,会议的主要结果是将由教科文组织制定“人与生物圈”计划。

1972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会后将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80 - 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保护自然联盟的一份文件中,该文件题为“世界保护战略”。

1987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报告:“可持续发展既满足现代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

1992 -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地球首脑会议”,里约热内卢,巴西):“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满足穷人的需要,应将此需要列为第一优先任务,二是注意限制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保持满足过去和未来需要的能力”(21世纪议程第15项原则)。

2002 -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里约集团+10):“签署国承诺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即可持续发展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三大支柱”;另见《行动计划》第2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同步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思考,即要顾及对当地的影响又要顾及对全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取决于科学家、专家和决策者是否有能力共同工作,齐心协力地解决一些明确的问题和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而不要由于惰性而裹足不前,惰性经常影响到相关的一些组织和机构。知识社会的设想以及网络在的数据和问题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禁止人们以为只有一个答案或观点,特别是当专家们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都感到茫然时更是如此。肯定无疑的是,任何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就其根源而言都是极为复杂的,很难取得一致的认可,即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的存在理由在于人们意识到发展不是一个线性、单一形式的进程,相反,每一个问题都应着眼于一种合理的多元化前景去考虑,首先是相关民族以及个人的多元性,不管是今天的人还是未来的人。

知识社会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完全可以满足集体行动提出的这些新要求,集体行动应着眼多元化的前景,并本着必须融合多种多样观点的国际伙伴关系精神,及时并长久地动员所有的施政资源和科学资源(见框注8.6)。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卫生方面由此展望,至关重要的是应强调指出,科学研究以及北方和南方共享科研成果是多么有助于通过地球和海洋观察系统更好地理解人类和生物圈面临的威胁,有助于解决一些关键性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暖、能源需求增长、水资源利用、清除垃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见框注8.7)。在发展方面,农业是科研革新应投入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应重视因地制宜,满足相关行动者的愿望。在此特别应学习绿色革命的经验。绿色革命通过生产和推广选种,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在科学怎样促进发展方面树立了好榜样。五十年间,基础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提高极大,但在非洲却明显逊色得多。这场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了选育新的植物品种所需的农业知识。绿色革命依靠多种形式的科学合作,不仅动员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中心、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而且还动员了私营企业、银行和农民,而农民对推广良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框注8.6 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联合国大会指定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来促进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05-2014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环境,不论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因此,教育和科学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核心,因为教育和科学提供了一种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手段,如农村和城市发展、卫生医疗、参与社区生活、艾滋病毒/艾滋病、环境,以及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诸如人文价值观、生物伦理和人权。

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将专门致力于在世界所有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置于平等地位。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对工业化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生死攸关和紧迫的问题。某些生活方式其特点是过度消费和挥霍,所产生的影响更加使人有理由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但在这方面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模式。每个国家应确定自己的重点和干预方式。因此,在此方面的目标、重点和政策应因地制宜地确定,以符合每个地方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并考虑到文化背景。

 

框注8.7 保护和了解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生物的多样性或曰生物多样性,特指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以及生命呈现的自然特征。地球和水资源所承受的压力导致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和天然景色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因此受到威胁,因为生物多样性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是粮食、纤维、药品的潜在来源,以及工业原料和建筑原料的潜在来源。生物多样性是科研、教育和人类生息繁衍不可替代的财富。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二十一世纪(1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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