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上仅仅只是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当然,私营部门的份额仍然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它们落后,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是因为它们欠发达;南方国家是教育服务市场上易被击中的目标,其中许多国家面临着国家投入一直在减少的局面,南方国家很可能将在未来几年里面临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其中大多数南方国家享受不到灯塔式的大学院校深深扎根带来的好处,这种大学院校像指路明灯,有助于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制定平衡的政策。

 

  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作用因素,高等教育私有化已经成为可能。企业大学(公司大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更新员工的技能,到了2010年很有可能在数量上超过传统大学。商品化大学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赢利,这有别于常规大学,常规大学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学术名气。在商品化大学,知识得到应用比生产出新知识要重要得多。至于虚拟大学,2001年达到1 180所,到2020年虚拟大学拥有的学生人数可能超过传统大学,因为传统大学必须亲自到教室去上课。这些新的作用因素对世界不同国家教育市场的渗透决不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区分若干种情况(见表5.1)

 

营高等教育达到大规模的国家(入学率超过50%)

孟加拉国、比利时、百慕大、博茨瓦纳、佛得角、智利、塞浦路斯、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爱沙尼亚、特克斯凯科斯群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卢森堡、纳米比亚、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帕劳、巴拉圭、荷兰、菲律宾、大韩民国、联合王国、罗马教廷、斯洛文尼亚、巴勒斯坦自治领土、汤加。

私营高等教育达到中等规模的国家(入学率为25-50%)

安哥拉、亚美尼亚、布隆迪、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美国、牙买加、约旦、肯尼亚、黎巴嫩、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尼泊尔、尼加拉瓜、秘鲁、波兰、葡萄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圣卢西亚、委内瑞拉。

私营高等教育处于小规模的国家(入学率为10-25%)

阿根廷、阿鲁巴、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玻利维亚、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芬兰、法国、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挪威、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塞内加尔、瑞士、泰国、乌拉圭。

私营高等教育部门可忽略不计甚至不存在的国家(入学率不到10%)

德国、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奥地利、喀麦隆、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丹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加纳、中国香港行政特区、爱尔兰、吉尔吉斯斯坦、马达加斯加、摩洛哥、新西兰、乌干达、巴基斯坦、捷克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伐克、瑞典、乍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越南、也门。

 

对于高等教育私营化这种倾向,我们可以看到这可能既鼓励又遏制了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因为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见框注5.2),人们今天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调整,对其后果的评估才刚刚开始这些调整包括:资源向竞争力最强的大学或系集中,甚至以投资回报原则的名义将科研功能和教学功能分离;促进最尖端的学科,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关键领域(信息和传播新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牺牲人文科学;鼓励更加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这种情况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些国家尤其突出(例如澳大利亚、丹麦、爱尔兰、日本、新西兰、和英国),最近以来其他一些国家,如南非或匈牙利,甚至中国也提出了2011年规划。这样的一些举措其趋同性值得强调,特别是因为目前正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的教育服务日益自由化有可能产生不容忽视的后果。这些后果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因为缺乏真正的努力来评估正在进行的试验,而在这个领域内理想化的考虑有时压倒了务实精神。此外,为了评估这些政策产生的影响,对有关国家的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查,调查发现人们的不安全感日益强烈:一些机构特别担心的是,同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本来是联合起来打造良好业绩,现在内部却日益分化,这会诱使一些机构,特别是新近成立的机构放弃圆满完成真正的科研计划,因而不再有竞争力。此外,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在社会和地区方面严重不平衡,这会加剧社会和地域的分级,而现在尚不能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程度。

 

框注5.2 大学之间的国际竞争

  仅仅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一流大学真的可以自认为“世界级”大学。对于大部分高等教育院校而言,应加强自己的特色,加强自己的吸引力来吸引那些被牢牢盯住的大学生客户群。因此,这些院校应努力满足若干个相互矛盾的要求:恰当地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要求,与此同时保证向他人推荐的毕业生具有高质量;建立一些质量检查程序,同时又不要损害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学计划多样化,同时又要应对国家投资大幅度减少的情况;既独立自主,同时又要负起责任和履行公民义务;既要在科研上做出成绩来又要做好教学工作。

 

  尽管似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但人们可以想象一些能发挥协调作用的投资体系,既能保证教育机会平等(在一定的文化框架内),又能使教育受益者增强责任感(这个概念似乎比有效性概念更加贴切)。在已经提出的众多建议中,应该提到的是“教育时间贷款”,提出此建议的是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雅克·德洛尔领导。享受“教育时间贷款”这种权利可以由地方政府的资助,目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一定年限的免费教育,以促进机会平等。这种贷款可以使每个学生申请到自己选择的学校上学。在得到学生同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资助实际发生的培养费用,选择的专业不同费用也不同。在这种高等教育“市场”里,消费者是学生,生产者是教授,这种高等教育“市场”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运作:地方政府不再通过官僚主义的、集权的和总体的规定来强制或限制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在各个学校之间的分配;这样做可以避免做出同样的选择或遭到同样的排斥,以此减少两派之间喋喋不休的痛苦争论,一派是支持教育由个人直接投资的人,另一派是支持教育由国家集中投资的人。这种培训资本(有一定的免费教育年限)可以持续或储存的方式来消费,以便日后在就业或进修时再恢复学习和培训。一旦这种免费教育年限用尽,今后的学习费用将由希望继续接受培训的学生来承担。因此,这种时间上的限制有利于增加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一旦考试失败,增加的费用将由学生自己承担。

 

有待发明的大学网络

为什么“未来大学”现在不存在?

  欧洲大学模式天生有其局限性,因为这种模式的大学集中在某一特定地理范围,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系统化知识的传播者,这些面对的是一群经过挑选的精英,挑选他们的标准既有文化标准,也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标准。随着新知识的出现,而且新知识的学科组织越来越专业,“知识网”越来越复杂,同时又越来越不分等级,使“大学”能否运作和维持下去成为问题。欧洲大学历史悠久,由此产生了北美高等教育院校的原型。北美的高等教育院校迅速发展,在二十世纪初紧随欧洲大学之后,而欧洲大学围绕泾渭分明的学科与科学之王的发展如影随形,这种发展是线性的,而且显然是协调的。

 

  二十世纪高等教育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变化引起了科研和教育规划组织的动荡。这些院校中最灵活的那些院校增加了自己学部的数量,试验着建立一些新的跨学科学部或学科间学部。这些学部有时是根据新的课题组织的(例如神经科学、复杂科学),有时又是根据新的科学技术组织的。知识爆炸和知识彼此交错促使许多大学院校调整或重新考虑自己的运作。即使这些院校依然保留着大学的名称,但其组织、任务和运作已经发生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因此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搅乱高等教育:学院在成倍增加,同时又在彼此分化。在一些大的院校内部,学部和科研中心的数量在增加。欧洲大学的学科“教席”可能会消失或改变性质,而在以前已确立的学科发展比较缓慢、在关于这些学科的教学方式上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这些教席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变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完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招收的学生始终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尽管这些知识在国际技能市场上被看重和交换的难度更大。但是,势在必行的思维改革应质疑将精确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断然分开的做法,应促进名副其实的跨学科性。由此可见,从现在起应提前加强多学科之间的联合,与此同时保证各学科在方法上的协调一致,难道不应这样吗?

 

  二十世纪大学或多或少标准化的模式正在丧失在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中曾经享有的支配地位。但是相关组织和文化法规方面的惯性阻碍着势在必行的模式多样化。在欧洲国家,一些学科正在丧失吸引力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这种情形,增加教学的文化多样性势在必行。这也是对正在寻求如何增加本地知识价值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要挑战之一。美国的大院校尽管在世界上占有优势,但也必须追随这一变化,其中大部分院校已经着手进行这种变化,在自己内部开始使教学主题和方法多样化,部分呈现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根据科研网模式走向新兴的大学网?

  这种变化已经在科研领域显现。知识正在成倍增加,正在多样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横向学科共同体,这些横向学科共同体组织成网络,所围绕的中心是一些国际讨论会和专业研究杂志,与旧的普通杂志相比,这些专业研究杂志数量大增。学术团体正在失去自己的国家特性,融入一些国际组织:在出现新兴学科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产生了这些组织;最常见的是,这些国际组织是由最为强大的国家社团(大部分是美国的)通过组合或兼并形成的。这些新的学术团体因此就像子宫一样孕育出一些国际组织和多国组织。这种呈国际网络状态的组织方式是一种自发和非中央化自行组织起来的例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正在“非领土化”:这些网络组织的活动抛开了校园,在大饭店举行;编辑委员会在举行巡回代表大会之际举行;杂志和会晤的经费越来越独立于院校,最为常见的是由一些院校以外的机构出资或签订合同。有一个信号几乎确定无疑:免费已经没有了,“注册费”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杂志要求作者或杂志隶属的机构捐款。互联网的侵入也被认为要改变牌局。

 

  人们几十年以来在科研和知识生产方面所观察到的一切极有可能会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在此方面有“夏季大学”发展的例子,“夏季大学”介乎于科研和教学之间,依靠学者来传播新知识,效率更高,更加迅速,这是传统的讨论会和代表大会做不到的。另外,这些地区性的、有国家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创举最为常见的是由一些学者发起,而不是由院校机构自身发起。

 

  因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一促进建立网络的势头将会迅速赢得高等教育机构。一些越来越年轻的大学生将跟着一些与他们注册院校的教学计划相结合的教学计划学习。因此在欧洲范围内,大学生暂时迁移受到一些教学计划的鼓励,如Erasmus教学计划,该计划借助于Erasmus Mundus计划今天已经遍及全世界。

 

大学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机会

  大学网的兴起在预见之中,但这并不是宣告大学和学术机构将要消失。人们仍将需要固定地点的院校、实验室和教育机构,因为它们集合着学者、教师和学生,而且有持久的资金来源,既国家资金,有着等级分明的组织机构。但是使固定地点的院校分为不同的结构的职业、知识和学科成倍增长和多化样,这要求通过非中央化的结构来补充完善分为不同等级的组织结构,并根据建立网络这一原则将不同等级的组织结构组合起来。这一网络组织既在工业化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那些历史悠久的院校内部开始发展。人们可以从这一趋势中得出有利于确定政策的前瞻性教训:那些尚未大规模投资大学教育机构的发展中国家今后可以,特别是应该考虑投资一些网络组织,这些网络组织使大学院校可预见的发展提前到来了。发展中国家这样做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院校网络的费用大大低于建立大型大学的费用。但发展中国家应该达到一个最起码的筹备水平,才能真正地从这些新组织中获得好处,才能真正积极地参与其中。

 

  在地区和国际网络上组织科研活动和高等教育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机会,可以参与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新格局。确实存在“一个机遇窗口”,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机参加即将建立和发展的大学网络。1998年举行了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教科文组织在发起这次会议中已经为实现这种高等教育和研究网络组织做出了贡献,成立并发展了多个“教科文组织教席”和“教科文组织姐妹学校”教席网。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新任务之一就是促进这些网络组织的飞速发展和地理分布,以利于知识的转递、传播和增值。

 

  网络结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或提高教育质量,而不必等待筹集到负担沉重的投资和能够长期履行契约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自己与网络结构“连接”更为容易,因为网络结构本身就是在地区或国际、国家或私人合作的框架内连接着其他现有的院校或网络。各个不同的学科网络密切连接在一起,便形成一个地基,在此基础上便可建造一些持久的、地理上固定的院校,从经济视角来看,这将是完全可能的。

 

高等教育上网提供的新机会:教育网和教师网

  从本质上说,具有创造性的知识或专业知识只能吸引一小部分大学生。如果这些大学生都在地理上局限于同一所院校,这些知识就不能传播到整个“学科”界,因为整个“学科”界是在国际范围内分布的。因此最好是效仿夏季学校,相关教育采取“非地方化”和巡回的方式,在一周或几周时间内“集中”,这样做可以向相关群体的大学生提供新知识或尖端知识,如不这样做,这些大学生在他们注册的院校是不能接触到这些知识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借助于这样一些教育网,可以在网上建立和传播适应各级知识水平的专业知识目录,说明各种课程要求具有什么知识水平。如果这些课程是居住性的(即在集中教学期间教授和大学生住在一起),传播知识所采取的方式大大不同于我们习惯的主课的教学方式,因为问题可以以十分非正式的方式提出,答复则因人而异。此外,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学科的大学生们住在一起,可以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因此,尽管这样的教育网提供的培训可能促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出现新形式的“人才外流”,但能够更好地满足在就业和知识方面不断变化的要求。教育网提供的培训迎合了最近出现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种趋势:大学生大规模流动导致共同居住在世界各地校园中的大学生群体空前多样化(见图5.1)。

 

 

 

但应指出的是,这样一些教育网可能显得成本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成本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经济和财政成本(学生的旅行和食宿费用,教师的报酬),另一种是文化和机构成本(评估和资格认证体系,这是大学生在注册院校之外参加的培训得到承认的保证)。但由国家部门或私营部门承担的经济和财政成本是可以分开的,因为这些成本可以只涉及一次培训,成本涉及的教学是临时的:中止向某培训提供经费并不一定损害整个网络的运作。因此,教育网络和教师网络的成本大大低于欧洲模式大学的成本,因为网络成本可以根据经济情况以及可动用的财政手段进行调整,这些网络可以集中于少数几个学科。因此,这种网络化专业教学组织似乎特别适合那些处于经济启动阶段的国家。实际上,这种网络组织有利于在短期内安置外国大学生,使他们完成在本国不能完成的专业培训,与此同时又能保证对大学生进行高质量的教学。

 

  文化成本和制度成本相对而言要复杂得多,也要高得的多。解决这个问题将取决于评估程序的进步:评估程序既涉及到教师,这关系到培训质量,也涉及到大学生,这关系到他们在培训期间对所授知识的接受能力。评估还应测定相关培训与社会需要的适应程度。这些程序有时会遇到一些带有文化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的障碍,这些障碍比经济障碍和财政障碍更难以克服。因此,那些有名气的院校可能会担心损害自己的名望和信誉。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原因,阻碍着“夏季大学”(不进行任何评估)向博士教育或大学教育发展,相对而言,其他级别的高等教育(硕士、学士等等)则不是这样。

 

  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有限,大学院校,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院校,大部分都不再有相应的财力和人力来就地保证教授所有的学科,甚至在一定的学科内也难以覆盖所有知识门类。专家的数量肯定是有限的。如果院校人力财力拮据,那么教师可能疲于应付紧急的教学任务,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科研活动或降低科研的质量,而科研活动和质量正是吸引大学生和适应社会需要之处。

 

  教师网络可以暂时克服这些障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一个高等教育院校可以在某一专业范围内建立一个教师网络:这个院校可以每年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邀请一些教师和/或学者与本院校的固定教师和/或学者合作。这些“来访教授”将自己的部分时间用于纯粹意义上的教学,部分时间用于与本院校的学者或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客座教师之间进行交流,客座教师与本院校学者之间进行交流,通过这些交流,可以产生协同作用,而本院校可以积极参加这种相互促进。这种与更多的同事进行合作的前景更加激励着教师-学者在一定的时间内离开自己所在的院校。许多外来教师-学者的光临,只能对东道主院校的教学、科研和名气产生积极的影响,加强东道主院校未来对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吸引力。

 

  在发展中国家里,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能够有助于制止人才外流,人才外流不仅影响到大学生,也影响到教师-学者。单向人才外流现象(人才从穷国流向富国,从条件较差的院校流向最有名气的院校)可以部分得到弥补,甚至有朝一日由人才流动替代,人才流动对最大多数人是有利的。此外,教师网络有利于保持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有利于高等教育院校较多国家的公民留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有利于访问学者熟悉他们经常访问的那些国家的文化。

 

高等教育的新任务

  高等教育有别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大学生的年龄和水平,而且还因为新知识在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范围内的产生和增值。高等教育院校如果失去了科研、发现和创新功能,就会沦为“第三级教育”机构,仅仅只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延伸而已。从语义学上将“高等教育”和“第三级教育”混为一谈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后果,由于缺乏某种形式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局限于仅仅只是促进第三级教育,而误以为是在促进高等教育。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一暗礁:为此,至关重要的是应优先发展科研,首先从那些不要求耗巨资购建重型设备的学科开始。

 

  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每个社会的“镜子”,每一个国家,不论是何种文化环境,也不论是何种经济发展水平,都应享有科研成果,而不仅仅只是享有第三级教育。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院校专门从事第三级教育而损害了科研,这种情况令人担心。这样专门从事第三级教育是有害的,特别是因为这样做不会给当地知识增值带来任何机会,还会使工业化国家在大学科研以及科研人员提高生产率方面更加领先:20022003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每年平均每7 000人中会新增一名博士,在智利,这个比率降到11.1万人,而在哥伦比亚则为122万人。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大学网”的新模式在所选择的领域既能发挥科研的功能,又能发挥增值的功能。现代社会不能不尽力去深入思考如何评价知识、大学生、教授和科研工作者,使院校的运作更加灵活的必要性,将教师的职能和主考人的职能相分离,因为总的目标是要有利于孵化教育网络。还必须分析各种知识形式的性质,区别描述性知识(事实,信息)、程序性知识(所涉及的是“如何”)、解释性知识(回答“为何”之类的问题)和行为性知识。与此同时还要强调抽象知识在一个知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中仍然是有用的,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

 

  既然人们强调教师职能专业化,那么就不要存在幻想,以为“虚拟大学”可以节约“教师”及其费用。当然,如上所述,新技术在高等教育网络的崛起中将发挥根本作用。但新的多媒体工具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神丹妙药,可以让我们不要教师,不能像有些人盘算的那样节约教师成本。新技术可以在瞬间使信息传遍全世界。但为了将信息转变成知识,我们需要越来越多高素质的教师。

 

  在新兴知识社会中,知识数量的指数增长加大了以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一种人接触到了知识和文化并学习掌握知识和文化,另一种人则没有这种机会。正如我们下文所述,仅仅缩小“数字鸿沟”是不够的(还有其他一些接触文化世界的不平等存在)。还应缩小“认识鸿沟”,这是一种真正的“知识鸿沟”,而且有可能以指数化方式加深。信息和传播新技术方面的培训要求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英语知识水平和在信息海洋中扬帆远航的艺术。信息和传播新技术培训不应伴随着企图编纂和重叠信息而不是将信息当作基础要素来使用,以求构建和组织知识。因此,知识社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良好的教师培训,因为教师的任务和职责无疑是要多样化,以求达到多个目标,特别是达到全民教育的目标。

 

  这就是说,如果想要在一个国家内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使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保证高等教育制度的直接关联性是多么重要(见框注5.3)。政治领导人有义务向高等教育院校指定一些关键性的任务,即生产、传播知识以及使知识增值;培训教师;向最多的人传授知识。此外,知识在一些领域随时都在变化,高等教育必须促进知识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更新。只有国际社会真正地动员起来,消除一切性质的不平等,包括男女不平等,以及社会集团、经济集团、文化集团和国家集团之间的不平等,才能全面平衡地实现上述目标。因此,必须使机会平等得到普遍尊重,一旦机会平等没有得到保证,便应予以弥补。

 

框注5.3 高等教育的直接关联性

  正如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强调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的直接关联性意味着:

 

  — 与政治相结合: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警觉和唤醒职责,如果不能分析社会的重大问题,高等教育便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 与劳动界相结合: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劳动界的变化,但不要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重点,而这涉及到社会的长远需求;

 

  — 与其他级别的教育体系相结合:除了极少数例外,对教师和许多社会工作者的初始培训由高等教育承担,在大学的科研重点中还应列入分析和评价与劳动界(但不应因此而从属于劳动界)和真正的社会计划密切相关的各种不同级别的教育;

 

  — 与文化相结合:文化不是白送的,文化是在空间和时间里造就的;高等教育促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的形成,为此应与多种文化相结合;

 

  — 与所有的人相结合:应制定适当的战略,提高弱势群体的参与程度,特别是妇女;

 

  — 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促进终身教育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培训安排更加多样化;

 

  — 与学生和教授相结合:不应将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简单的培训地点来思考与管理,而是应作为教育空间来思考与管理,这要求更好地管理教师这个职业,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不仅在教学活动中应该这样,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生活中也应该这样。

 

  在这种条件下,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地在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促进知识的普遍传播。

 

  最后一点,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是真正的知识社会崛起和飞跃不可缺少的条件,这突出强调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因为高等教育机构同样也是一个各种观点对话和对峙的场所。因此,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仅只是促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增值,而且还要进行公民资格教育。

 

  因此,高等教育应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并且还要有超前意识。这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大学模式,更好地适应需求,促进各种学科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更好地进行地区合作与国际合作。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效仿北方国家的名牌大学将是一个错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具有特殊性:现有的基础设施陈旧过时,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科研基础设施欠发达,向富国“人才外流”,数字鸿沟,语言和文化障碍,国家投资减少,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在教育方面没有真正地制定政策。教科文组织将继续促进能力发展,鼓励国际合作。尤其是,发展网络结构和新技术可以在这些地区建立一些先进的大学模式,通过各种不同的伙伴关系与北方国家的院校联合。这样做可以限制人才大规模外流,促进所需知识和信息的转让。以此为代价便可建立名副其实的知识共享机制。

 

研究革新?

  人们能否想象那些科学技术没有得到优先重视的知识社会是什么样子?毫无疑问,科学领域要求成为主要的实验室之一,在这里,一旦数字技术的演进和科学发明的进步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就将会建成知识社会。相反,一些知识社会的兴起,改变了科学的主体和地点。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我们察觉到市场日益出现在科技活动领域中。这种变化向知识社会的主角(主体)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无论他们属于科技界、经济界或者政界:因为正是他们肩负着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的交叉处建立科研和革新体制的任务,该体制有利于持久发展的腾飞。

 

  但是,这种发展是否可以分享和真正普及?它将惠及所有人吗?实际上,在国际范围内,某种科技鸿沟在南北方国家之间,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内部任其加重的话,就会有风险。与科学技术是发展和扩张的源泉的认识相比,我们更加不能忽视这种科技鸿沟的长期存在或加重。如果对填补这种差距无所作为,那么,人们期待知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也许只惠及少数国家。

新的研究场所

面对科学的不平等

  一种真正的科技鸿沟存在着,它把“科技富国”和其他国家截然分开。科学有着通用的使命,但那些先进科技似乎只属于全球的一部分。世界许多地区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巨大缺陷,缺陷又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反对这样不对称的持久存在,他强调指出:“兴许有两个科技世界的思想是一种反科学的诅咒”。

 

  即便科技鸿沟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不平等有关,它也归因于某些专门机构的因素。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依赖于国家科研和革新体制,该体制来自于各企业、工业、科技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各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一般地说,被认为最有效的科研革新体制以这些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紧密为特征。不过,发展中国家的革新体制不具备工业化国家或某些知道建立高效结构的南方国家同样的整合能力。

 

  因而,科技鸿沟的概念不仅涉及经济差异的存在,而且涉及那些影响科学的经济和社会作用的政治理念的分歧。一旦各政府决定不把科学技术视为头等的经济和人力投资的时候,就会有科技鸿沟。从这个观点上说,诸如一国的研发开支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指标能让人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得出一个相当具体的概念。可以说,该指标体现了一国科研努力的强度和每个国家在科技活动中投入财力和人力的能力(见图6.16.26.3)。这是因为,在成为经济投资之前,科技投资是一种政治选择。2000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7% 用于研发,1997年为1.6%。在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中,这个比重达到2.2%--比重最高的是以色列(4.7%)和瑞典(4.0%),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重很少有超过0.2%的。2000年,南非对研发开支的贡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远远高于撒哈拉以南的其他非洲国家的百分比(0.2%)。亚洲和非洲的阿拉伯国家的研发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还是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6%。一个重要事实值得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2%,工业化国家的比重为58%,在世界研发开支方面的不平衡更大,因为南方国家的投资只占世界总支出的20%,而北方国家则占80%

 

 

若说经济强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不能因此就推断出一国对科技生产的态度,比如,像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欧盟内部的投资差异所表现的那样2。所以,政治意愿和民间社会的参与,都是一种好的科研革新体制的重要成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例子,如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有利地证明: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按照中国和巴西的榜样,实施了科学技术自愿政策,有时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相反,终于建立了强有力的革新体系,促进了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欢迎新兴工业化国家科研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的决策。如果1%的目标在非洲能够达到,这相当于在该地区进行了一次小型革命,这里,南非仍然是研发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不可忽视的比重的惟一国家。

 

革新体制,发展与知识社会

  科技领域落后的国家怎样才能够达到建立持久的科研与革新体制呢?此外,它们怎样才能够从知道这样做的南方国家的榜样那里受到启迪呢?这里,革新体制的概念有一种确定性利益,因为这个概念在科技环境的管理中把管理者和决策者的作用放到前边。通过系统探讨科学与技术,即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相联系,这个注重实际的分析框架突出了适应性和区域成就的概念:因而,不涉及科学生产的某种模式替代现存的模式,但涉及到一个用来产生具体行动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因此,这个模式使人们思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知识社会,同时尊重各国和各地区的选择与需求的多样性。

 

  革新体制的概念出现在关于工业化国家科学生产的研究框架内,但它也可以通过一些适应性和调整,尤其是规模而转移到其他类型的国家里。最核心的规模问题也许是变革和演进的时间问题:只有长期执行的稳定政策才能够导致一些国家如芬兰和韩国的全面成功。在北方和南方国家,正是用了10年或几十年时间,才设计了一些行动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这些政策纳入长期的必要性,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对象,而后者的角色之一可以是支持这种长期努力,尤其在金融方面予以支持。

 

  另外,人们可以自问,对一个有效而协调的行动,一国规模是否总是妥当的:强盛的多极或区域战略代表了其他层次的设想到的干预。对此,我们还要强调,这些问题在北方如欧盟范围内、在南方如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都一样提出来了。即便国家的疆界仍是根本的,国家范围却不是一个绝对的参考,尤其对大批国土规模和财力都不能处在独立发展其内在革新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这样的。在那些成功建立高效的革新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如果说人们发现某些重要的区域主角,比如巴西、中国、印度,这是否是一个偶然?区域战略在那些有着共同利益和互补需求的国家之间提供了一些王牌。科研和革新体制的规模--往往是一个市场的规模--是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因为区域战略能够分享和配置资源。无论是涉及集中资金搞一些项目(如种植水稻和预防疟疾)、组织国际研究人员团队,还是分享其他地区的经验,区域级别可以提供有利于所有国家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最后,一种革新体制的演进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如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在国际范围的竞争活力以及国际法律环境。区域战略也可以在国际谈判中成为行动杠杆,区域战略可以平衡某些国家不起眼的地位:所以,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在知识产权的国际管理中或国际贸易中有一些变革,尤其涉及到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准入。仅仅举一例,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和程序,目前在不断地增多,这就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对“反向工程”3和拷贝设置的越来越多的壁垒,在过去曾经构成亚洲国家的革新政策的基础之一,现在阻碍了大多数国家的当地竞赛和学习进程。因而,区域战略可以为那些认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如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单独行动的声音是孤立的国家,提供一些有效的行动框架。

 

科研革新方面的政策投资

  不过,我们察觉到目前公共科研比重在减少。比如,在1991-2001年间,就欧、美、日的公共研发投资而言,欧盟减少6%,美国减少了11%,而日本保持不变。2001年,公共科技投资比重,欧盟为34.5%,美国为27.8%。公共投资的这种下降是与冷战结束4以及1990年代的预算困难的双重影响有关,致使力量集中到企业革新能力上,并缩减了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比重。自此,工业科研方向,伴随着其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短期效益目标,趋于压倒公共科研的目标而占据了上风。这些变化,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或生物技术领域,使得市场和私人首创性成为有待出台的科研方向的辩论核心。

 

  然而,国家使命的多样性迫使它必须谨慎分析公共科研投资的减少。实际上,对科技治理的辩论却忙于应付那些线性模式去了,科技治理成为这些线性模式中的一个:根据一些主体的观点,放到前头的或认为重要的,时而是技术革新,时而是基础研究,时而是公共部门或国营,时而是私人部门或市场。所以,在1990年代,我们看到科技政策发展的优先选择,强调了市场的刺激和需求作用。但假设私人部门的首创性是先进技术的惟一马达,与那种认为基础研究直接面向革新的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仍然也是线性的。如果私人部门的活力能够成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的基本的东西,那么,医药或草药的情况(农业研究未知的)则从反面证明了市场在满足某些基本需求上的无能。

 

  事实上,任何科研革新政策都应当考虑一种复杂的问题:公共部门也罢,私人部门也罢,基础研究也罢,实用研究也罢,没有一个能够单独体现“上乘”研究本质的。那些关于在科研中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相对比重谁多谁少的辩论往往是迂回曲折的:有人要求用取代的办法,而互补性才是应该设想的解决办法。一种革新体制要求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的互补。诚然,那种发出什么“发展中国家需要实用研究而不是抽象的基础研究”的呼声的大有人在。然而,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国家或集团在不具备生物科研机构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因特网(与Tim Berner-Lee所发明的Web全球网站合作)的前身ARPA网站,率先在公共研究方面得到发展;同样,卫星定位系统建立在核子钟的基础上,这些核子钟起初仅仅是在基础研究范围内设计的。因此,重要的是要指出,对于一种科研和革新体制来说,实用研究和革新不能构成一种战略的全部。所以,公共部门资助的基础研究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实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不应当被视为科研团体以外的主体所说的有用和无用之间的对立:分歧主要在人们试图工作的时间序列上和人们要面对的挑战上。革新日程表在一个短期和一个长期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短期更看到结果,长期能使研究回归到探究未知世界的基本特性上来。

 

  从这种互补性的角度看,私人在构建革新体制中的角色不一定是任期随便的同义词,因为私人在前期往往是由公共机构带领的。一些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或巴西所实施的自愿政策表明,科技政策如果作为长期公共战略目标,就会发展得更好。2004年,巴西在工业和技术发展公共政策的范围内,决定把重点放到化学和药剂学上,用于挖掘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科研与革新活动基本全部是公共部门的事情7,这无疑是科学鸿沟的一个侧面。什么都一样,在工业化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私人研发开支的比重差距很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革新体制的缺乏部分地归因于工业研发需求的缺乏。当地经济建立在低科技含量的企业之上,其中大部分满足于组装和出口国外设计的产品,这就产生很少的从革新术语讲的增加值。这些企业往往满足那些在最富裕国家维持科研活动的国际劳动分工:组装外来产品的国家使用的是其劳动力,而不是脑力。结果导致这样的情况:国际范围相对认可的一种科学研究——比如人们所证实的,拉美一些大学在国际广告方面的进展——对经济和工业发展影响很小。相反,东亚和东南亚(率先的是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紧随其后的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通过进口选择政策和出口出击战略,成功地在高科技含量的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它们经常达不到把其经济增长建立在知识革新之上。所以,在千年发展目标研究小组2005年发表的《革新作为发展源泉的报告》中,坚持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公路、能源、通讯),它们提供不可替代的服务(缩短运输时间,电力的灵活性和有效性,通讯的快捷性)。基础设施为生产力的提高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但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是,这些生产力的成果不仅仅限于经济部门。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动员大量的科技知识。基础设施在区域的建设与维护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就是说,由于基础设施建立在多少有点复杂的技术之上,所以,基础设施是革新和知识起飞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作为学习先进技术过程的一部分来考虑。基础设施政策尤其被当作工业政策去考虑的。一般来讲,决策者们在工业或农业政策、科研政策或教育政策之间制造了很大的区别。不过,这三类政策衔接起来,就会有助于建设长期研发活动的基础。如果科研与革新体制的主角们应该享有自主,那么,政府却担负着开创这方面有利环境的使命。在此前景下,重要的是采取鼓励私人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措施,并鼓励科技界把其一部分的努力面向革新、面向市场。此外,重要的是,建立的标准和规则能够接受可信的独立的评估,使之最贴近国际标准,以便享受它国经验、有利于透明的后续工作跟踪与监督、甚至调整计划的方向。因此,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框架内的非洲国家表达了使其科技政策更加直观的意愿,使之接受非洲同僚评估机构(MAEP )的评估,以便推出长期有效的战略。

 

  在融资方面,税务激励是国家支配的第一工具。税务激励应该是看得见的,并与企业的性质和规模相适应:一个年轻的新技术企业与一家稳固企业的需求是不同的。还可以通过给(公共或私人)科研中心发放补贴或与科研投资风险相适应的贷款(长期贷款,项目成功为条件,等等)的办法来刺激革新。实际上,革新是一种颇具不确定性的活动:这方面的投资是有风险的,更有甚者,高科技含量的年轻企业进行融资,远比传统的中小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国家于是可以投资到风险资本的私人基金中,这些私人资本再投资到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中。

 

  尤其在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所获得的成就表明,科技政策在经济和工业发展战略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因而,国际组织尤其是那些开发银行,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革新战略的实施和融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前景下,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提出了具体建议,日内瓦通过的行动计划指出:“应当鼓励采用总体的相关措施:企业培训计划,风险资本融资(国内及国际层次的),公共投资基金[包括小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小额投资],鼓励投资战略,支持软件的出口(商业咨询),支持研发渠道以及创建软件园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财力雄厚的机构或技术孵化器都是令人极为感兴趣的工具,因为其结构使得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们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们可以一道工作。

 

  但是,融资只是一种手段。为了把科学整合在经济、科技发展的和谐政策中,有利于现存科技的改善,鼓励新科技与外国技术的同化,能力的开发是决定性的。此外,通过建立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知识产权政策(鼓励本国实业家和高科技含量的外国企业组成合作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等)来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些政策还鼓励内在革新的出现,这就需要设立年轻企业财力所及的甚至免费的法律咨询结构。实际上,能力的开发和机构的发展双管齐下:所以,已成为某些国家诸如韩国或马来西亚的科技发展战略真正对象的“反向工程”需要一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机构以及主角们的大量信息。

 

  采用符合开放经济标准的知识产权体制,可以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同时向外国企业提供担保。但是,为了进行知识交流,仅仅欢迎外国企业是不够的:这些外企实际上趋向于在其本国进行科研活动,或者与高科研能力所在国的机构联手。更有甚者,为了产品或服务的商业化、专利的日益使用,它们正在趋向于限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因此,企业可以转移革新成果而无须转移革新能力。因而,应该让知识产权协议反过来确保科技投资。还应关注将被雇用的当地人员的素质:满足于提供欠熟练的劳动力是一种短视打算,这就使国家今后冒着非本地化风险,到熟练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雇用劳动力。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多数大学和一些私人部门的企业不配备知识产权或保护发明的法律队伍,这就几乎谈不上有利于革新。孵化器就是回应此问题的办法之一。这类界面是不可或缺的,目的是使在学院式的环境中创立的企业能够变成科技市场上名副其实的主体。孵化器不但可以帮助新企业享受到金融和土地方面的好处,而且还向它提供法律咨询,这正是一些研究员和工程师所缺乏的。政府对企业和所有革新体制的主体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比起近几年来知识产权体制(有时是技术性很强的)成为重大的连续的变革对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法律咨询问题只是更广义的信息获取问题的一个侧面。一种科研革新体制,不管是哪个层次的,都需要更新的、定期的社会-经济环境信息、国际信息及近期趋势和预测的信息。这就需要对那些最佳做法和应避免的暗礁掌握大量的数据、统计研究、前景和信息分析。获取这一系列的情况信息,比对现行政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跟踪都更为重要。然后,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如因特网网站、论坛、报告会或讨论会等方式传播出去。为了缩小科研鸿沟,就有必要设立界面结构和网络,以便使企业熟悉科学规律,并使科研机构在其运行中融入市场规律和技术革新规律。

 

  最后,向科研体制的主体通报信息,还需要执政者,特别是最高决策层具备可信的适用的科技知识。多数国家拥有科学院,但其角色首先涉及科学交流、国内和国际交流的传统形式,他们的第一使命不是传播战略信息;此外,他们往往离决策圈相距甚远。相反,执政者应该关注最有战略意义的信息,利用所属网络、自主咨询机构或并入部委内和国家机构内的小组,将这些信息便利、快速地传递给他们。最后,重要的是,呈递给上司的意见应当是独立做出的,如同1999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科学会议通过的科学行动框架所指出的那样。

 

  执政者还肩负着关注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互补性,妥善协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行动、基础研究和技术革新或者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和国际战略的任务。这些措施衔接得如何,实际上决定着知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多大。不过,在这方面没有万能药。每个国家应当采用适合其本国、本地区和国际环境的战略。对南方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成功的范例和模式不管来自北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当考虑其在本国的适用性,而不是照搬它们过去的成功做法。国际社会应当提醒各国政府:若没有协调、持续的研发政策,就没有真实可靠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不应导致国际社会向有关国家发号施令。反之亦然,必须适应本国国情不应该成为专制形式合法化的借口,尤其在向企业家、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发动民间社会的)征询本国的科研和革新需求时应注意这一点。

 

科学的流动性和人才流失

  关注本国的需求是基本的。事实上,科学鸿沟首先及首要的是与人们生产、设计或传播科技知识所处的条件有关。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人员所遇到的障碍是,由于财力手段的缺乏,即便他们做出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往往难以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国际级科学的困难,也许部分地解释了南方国家的科学家大量流失而奔向北方国家的实验室和大学的原因。在分析这种人才流失对发展中国家科研能力的消极影响之前,应该回想起,科学家的流失只是科学流动性的普遍现象之一。

 

  除了特殊时期如战争以外,大学生、研究员或教授的国际流动是一种正常的长期现象:如同古代或中世纪一样,研究员们和大学生们根据其科研需要或经济利益而经常流动。这种流动性仍是从一地到另一地传播知识的默认形式的最好方法。这种默认形式几乎是教材或文章的系统形式所不能传递的。重要的是,科学家们能够从国际流动中吸取更多的知识,而国际流动是一种有保障的自由,在全球化所提供的人员移动便利化的情况下,国际流动在加大。对此,教科文组织或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都曾经起到了作用,在冷战时期,他们帮助科学家们越过了封锁严密的国境线。从而,科学家的流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不可少的现象的异常变化。不过,在过分地加强了某些区域的科学集中而有损于其他区域,并且导致科学鸿沟的加重或产生新的科技鸿沟之时,人才流动才成为问题。

 

  人才流动流向富国和在富国本身之间的流动,远远多于富国人才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人才的南北运动主要涉及到理科和工科的大学生和研究员,而前往南方国家的主要是那些人类学的代表们。据我们所知,人才的流失现象始于工业化国家内部:1949-1965年间,约9.7万科学家移居美国,主要是从英国、德国和加拿大去的。但从1960年代起,人才流失就蔓延到发展中国家:生活条件的恶化,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科研与教育结构的不健全,导致了一些精英的大量逃跑。后来,在1990年代,随着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才流失现象加重。这就加大了科研和教育领域对有本领人才的需求。

 

  人才流失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首先成为损害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问题。最有前途的大学生最终去国外学习。一旦人才来源国达不到从人员出国学习中获利,人才流失的风险就出现了,这就会明显地抑制人口的总体素质水平,因为移民率一般根据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而趋向升高。13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这种大学生的流动是非常明显的:2002年有60多万大学生出国,美国仍然是到国外深造的大学生们所选择的世界第一目的国。

 

  美国还是人才第二种流动形式——已培养出来的研究员——的主要目的国。只要研究员再回到自己的国内,这种流动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当这些研究员试图长期居住在国外的时候,才产生人才流失:这就是造成人才来源国严重贫穷的一种形式,国家花钱培养了其研究人员,却把他们免费出口了。塞内加尔总统阿布杜拉·瓦德从这种现象影响中毫不掩饰地得出的结论:“人才外流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费用问题,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人力资源使用计划中产生了真空” 。其实,人们可以自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穷国无偿地资助了有才华的研究员受中学甚至大学教育,到头来,他们的工作却长期为一些富国的实验室所利用。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个研究员每年的费用是多少,那么,这种现象就部分地不言而喻了。其实,2000年似乎发展中国家对每个研究员平均支出9.8万美元,在工业化国家则投入高达19.1万美元。美国为每个研究员支出23.8万美元,成为科研投资最高的国家。美国这种战略吸引了全球最好的人才,不但给他们高工资,而且尤其给予最佳工作环境和物质条件。结果在美国的国土上高度集中了优秀的科研力量,并通过企业试图靠近尖端产业建立最先进的实验室而有所加强。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第二次人才流失浪潮尤其呈现出由南方到北方的轨迹;这种人才流动到目前仍在继续,但我们已经观察到第三次南北流动浪潮:大批的欧洲研究员在近几十年移居美国(2004年接近40万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以及在某些欧洲国家经历的就业困难的情况下,这种人才流动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

 

  自从人才流失的消极特性被判断出来后,最经常提议的解决办法是,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或者不鼓励他们去富国。但这样的措施归于失败,因为这些措施针对表面症状——才能的消耗,而没有触及到人才流失的原因。此外,一些强制性措施也许妨碍总体上科学家们的流动。不过,知识社会的发展寄希望于长久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尤其是通过建立一些网络渠道。从此,人们设想,利用移居国外人员网络,就会更容易地开发那些居住在各地的“脑力”:这就涉及到较少地鼓励高素质人员的实际流动,更多地鼓励“认知资本”的流动,由移居国外的学者和研究员出谋划策,参与本国的社会与经济建设。由提供远程服务到提出倡议,旨在创建移居国外人员和祖国之间的合作渠道或支持现存的知识网络。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的侨胞知识转让项目帮助侨胞通过回国探亲逗留,与祖国保持联系;其他项目旨在促进侨胞专业人员参加国家项目,参照泰国的《反向智力疏通项目》。侨胞自发创建的渠道,比如阿拉伯海外科学家与技术专家联谊会或拉丁美洲科学家联合会,也可以构成区域合作的坚实基础。新技术可以在构成这些渠道中起核心作用,因为与其他形式的知识编码相比,新技术能远程传播更多的默认知识。因而,那些能放开个人流动和知识流动的国际合作网络渠道,似乎能够给予人才流失问题带来部分而持久的回应。

 

合作实验室

  这种合作实验室网络渠道的发展属于更广泛运动,它改变了科技知识所产生的方式本身。电子网络对科学的传统渠道的影响,使素有“科研之家”的实验室的空间从此有了天壤之别的改变。这种巨大变化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空间。有待形成的那些渠道或集体科研中心的能力,结合许多在远程网络工作的伙伴,是在科研体制中开创一种新活力的方法。科研的主角们日益被引向网络工作,在往往是学者和实业家相结合的共同计划或项目中,与不同机构的许多科研小组联手工作。今天,这种分散在空间的众多小组之间的协作配合被描述为“合作实验室”。

 

  一个合作实验室是一个科研中心或称作配置实验室。它通过开发信息和通讯技术,可以使远距离的科学家们围绕同一项目而共同工作。以“合作”和“实验室”拼凑成的这个“合作实验室”字眼指的是:总体的技术、工具和设备能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与远距离的同仁用远距离的设施一道工作,这是过去那些集体项目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涉及到科技工作本身设计中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从此,人们可以搞某个科研项目而不被空间距离所妨碍,并且只依靠那些参与者的手中王牌即可。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做出举世瞩目的成果,正如在人类健康方面所做的那样:合作实验室理念的首批重大的具体行动之一就是人类基因组项目(见框注6.1)。一旦人们面临复杂的项目,要求全球性的合作之时,合作实验室无疑能派上用场: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及中国的合作实验室在ITER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项目中提供了一个显著的样板。同样,一个研究目标比如人类基因组,若是由一个孤立的实验室在合理时间内单独负责这项任务就复杂了。而国际性合作实验室就可以加快一些科研的步伐,若在分散的指令下进行,就会给科学界造成丢失宝贵时间的风险,并且每当许多小组研究同一课题时,会造成一些多余信息和重复劳动。

 

框注6.1 合作实验室的人类基因组项目情况

  四项关键原则从此指导着国际科技合作:

 

  1. 技术和器具应当尽可能的标准化,以便使结果能够进行严格的比较和复制。合作实验室是一种分权体制,这种体制只有在联合组成该实验室的那些机构和谐工作(操作互动理念)的情况下才能运行。

 

  2. 科研努力应当是互补的。各实验室之间的劳动分工就能制约多余信息。

 

  3. 借助技术可以使工作更快更有效率。

 

  4. 若说这样的项目是为大众服务的,那么,就应在数据的分布、数据的确认和修订以及认证和保护知识产权诸方面达到某种均衡。

 

  这四项原则是从Roger Pedersen发表在2003316《金融时报》上的文章“Stem cell research must go global”中摘录的。在科研日益与经济投资相联系的背景下,科技合作原则能在金融性质的刊物上介绍并非不值一提。

 

  合作实验室的概念也可能影响组织科技学科,因为它与跨学科的发展并驾齐驱。再说,没有不同来源的知识和能力的分享,就难以设想科技知识的诞生。许多科学突破往往是在多学科边缘上产生的。分子生物学的历史强调了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特别是结晶学家)之间的多产合作;它还表明,信息论专家们的贡献对1960年代能够破译基因密码是多么的关键。在未来的许多大型项目上搞跨学科项目是显而易见的。这些项目是政治与科学密不可分的,关系到气候变化、未来的城市建设规划、土壤保持、水的管理、沿海体系的保护、面对灾害或传染病的预警机制、持久发展的最佳实践。

 

  所以,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动员本国和国际科研机构为跨学科服务。合作实验室的技术王牌不能被政治指令性决策所替代,因为应承认,在实施跨学科项目计划上,往往存在着机制性障碍而不是技术性障碍。因而,一些学科“堡垒”、项目评估体系以及某些研究员的保守主义往往给跨学科制造障碍。大概在研究员的培养层次上应该做出努力,以便强调在某些新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生物-信息、纳米科学、城市研究、人口繁殖或资源长久管理就是这些新领域的几个例子,而这些领域的尖端教育必须结合多学科。所以,这是科技知识的分享文化,应该使之绽放,如果我们要想使研究员们不但能够印证其面前的项目,而且能围绕这些项目去创建革新性知识网络的话。

 

  如果得到很好开发,合作实验室的潜力将对南北方实验室之间迄今为止那种不自然的受限制的科技交流带来新的推动。合作实验室可以变成克服传统障碍的优先手段,因为它在科技界人们的心中已经扎根,并且所有的合作伙伴能够从其业务中获得利益。知识转让和分享的概念一下子得到深刻更新,就是因为有了积极的协同作用的可能。美国和越南结成的纳米伙伴关系是一幅充满科技互动前景的画卷。在这个项目的框架内,对越南的科研投资和纳米技术培训的长期目标是培养200万专门劳动者,以壮大劳动力大军,这是纳米技术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必不可少的专业队伍。其他形式的国际伙伴关系——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有着使非洲在多方面步入科技轨道的雄心,如卫生、持久发展和政治稳定等方面。在非洲,2004年初建立了一个国际科研团体,致力于跟踪研究罗西纳(Glossina)苍蝇基因组序列,这种苍蝇是睡眠疾病的带菌者。卫生是最迫切缩小科技鸿沟差距的部门之一:今天,90%的医学研究都把着重点集中在世界10%的人口——工业化国家居民——的疾苦和需要上。

 

  以“合作实验室”形式进行科研的潜力,在卫生和持久发展方面的前景特别光明,因为科技合作构成实施一些项目的王牌,通过挖掘科研能力,这些项目就能带来财富(见框注6.2)。鉴于网络的快速发展,人们就会自问,虚拟的、打破边界的合作实验室是否必将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科学发明中心、甚至知识中心。不过,科研疆界的破除,不应该使人们忘记,这种破除是需要一些技术基础设施的,而由于其费用昂贵,世界上许多国家是望尘莫及的。在这一点上,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的要求是很明确的:国际社会应当鼓励和帮助对基础设施的供资,若无资金,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概念恐怕将成为空话。

 

框注6.2 合作实验室与教科文组织

  为了使虚拟实验室项目具体化,教科文组织让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员支配虚拟实验室的一个工具箱,里边盛着一些指令和自由使用的软件(http://virtuallab.tu-freiberg.de/)。虚拟实验室不是用来替代传统结构的,而是使其延长和再发明。微生物资源中心网络的例子--国际合作的成果,很好地表明了集中合作项目和虚拟工具的必要性。

 

  微生物资源中心网络的各个中心都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在与各国政府及有关国家的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合作下,创建了一个网络,以便借助于国际科技合作,将微生物研究和生物技术的应用服务于人类。自1975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帮助下,34个微生物资源中心在全世界建立。该中心的世界科研与培训活动网络的宗旨是,提供世界级基础设施,包含一些与国家、地区、国际层次合作的实验室,出资用于微生物基因组的管理、发放和使用;在农业经济型的发展中国家加强根茎基因组的使用;便利于在那些特殊地区发现的便宜的新技术的开发;促进微生物的经济应用和生态应用,以及为劳动力的培训做贡献。

 

  教科文组织预测了未来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的需求,刚刚发起了一个国际基础科学计划。该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各国的基础科研能力、科技教育和培训能力。尤其强调,通过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加强信息的转让和分享以及科技成果的分享。

 

  资料来源:http://www.unesco.org/science/.

 

  然而,这样一种战略不能独自试图解决由认识鸿沟和数字鸿沟造成的所有的问题。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员们看清了这些鸿沟的差距,并且由此而巩固“来自南方国家的科学”,国际科技合作即便采取合作实验室的形式,也不一定能产生出“南方科学”。即使属于一个国际科研小组,在发展中国家一点儿也不能担保会有知识生产条件的改善:在北方国家科研机构的眼里,那些合作就是他们的国际招募运动。接着需要指出的是,科学院的合作不能确保以广告形式甚至获大奖的形式令世人注目的国际科技成果能在本国引起一些产业型应用。糟糕的是,合作战略可能对选择科研课题具有败坏效应:财政手段和科技威望由于往往联系到北方科技社会的利益,南方国家的研究员把重要科研课题透露给自己的国家就会有危险。疾病和“孤儿植物”的存在,不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或北方国家的医药厂和农艺师的漠不关心,有时是由于有关国家的研究员的相对冷淡所致。更为重要的是,对科技决策做贡献的主角们所关注的,正是有待产生的内在的科技认知能力。由电子网络或虚拟实验室革新所提供的手段都是技术王牌,如果某些国家不把它们列入长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政策之中,那么,这些王牌将会令人失望而告终。

 

科技新界限

信息边界

  虽然不能肯定地预见明天的科学,但是目前确定的科研方向已开辟了几条能部分地设想未来有前途的路径。这些科研道路的实施必须谨慎:即便我们有时能预测科技大趋势,也很难预言人们用这些(信息)工具将会做什么,以及难以预料使用这些工具对科技活力有多大的影响。所以,这里借用的路径——信息搜索和切入之间——已经引起优先重视某些领域(信息论、生物学、纳米技术),其发展是以跨学科的某种强势整合为特征的,它构成知识社会别具一格的轮廓。

 

  由于信息技术在知识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假设,信息技术的丰富革新潜力仍是一些重大变革的源泉。自此,我们知道,有必要将信息研究推向更远,哪怕是触及同气候变暖或金融市场变化一样关键的现象,以便为了世界的治理。这些称作“复杂的适应性体系”的课题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因为它融入大量的变量,应该从总体上予以研究。但明天的计算器像什么?若1965年形成的“摩尔法则”继续受验证,那么,很有可能的是一些机器的功率将增大,而其机体将会缩小。但这种信息发展方向可能不是惟一的设想,从经济观点上看,也许不是最有效或最持久的,因为它很昂贵,并且促使不断更新信息园区。

 

  从展望未来的角度看,这些经济局限性由于必须尽早地准备反“网络污染”而将会加重。由电子器件——从电视屏幕到手机——造成的污染必须极为严肃地对待。一台电脑的环保成本首先与其构造相关,它需要的燃料是其本身重量的十倍,而汽车燃料只需要其本身重量的两倍。所以,人们估计,2000-2007年,美国的公众“废弃”电脑需要回收的约达5亿台,而这些电脑又难以循环使用。只要稍加预测电子基础设施在全球大部的扩建,这些已经相当惊人的数字将会变得更大。在知识社会范围内,人类将会面对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新的困难的判决吗?

 

  不一定。其实,某些革新能够设想出解决这种两难境地的办法。所以,最近明显改善计算速度的办法之一是组成“计算屋架”。“计算屋架”或“条码技术”在于,在远程或非远程网络连接的许多台电脑之间再发出一项信息任务。所以,Grid.org网络集中了250万台计算机的功率,这就明显加速了必要的计算,比如癌症研究,而无须高价购买超级计算机。计算屋架是一种革新,它可能会有重大的突破,因为它能回收连接英特网的任何电脑所未用的功率(一个中等用户只用其电脑能力的10%),以便增加科研的效率。人们猜测,多少个这样的任务配发结构才会为缩减科技鸿沟做出贡献,同时能限制网络的过分污染:比如,这样的公共结构可以对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室给予计算时间,且无须支配必要的财政手段去获得超级计算机。计算屋架无疑在知识社会的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技术层次上,它为支配增大的计算功率提供了一个杠杆;在通讯方面,它可以使现存网络最优化;在科技方面它能有利于合作实验室的发展。

 

生物计算机和纳米技术

  此外,数字在微型视频层次上有了发展。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涉及到生产生物计算机。许多遗传学家提出了假想,据此假想,遗传学说到底将是由生物进行信息处理的科学,这就可以把遗传基因当作计算机来处理。一台遗传基因的生物计算机可以在创记录的时间内处理一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从处理与生物技术的发展相关的问题入手。在这个新的生物技术阶段,研究员们尽量向生物的字母表里添加新字母,比如,在现存的程序中插入一些“非天然的”成分。可以说,超越对现行生物机体的改变而生产完全新型的微型机体,它可以迎接某些环境保护方面的挑战。

 

  这些微型机体可能会有利于调整新的能源(氢的生产和沼气的转换);或者由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或者改善空气质量(尤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便利于废弃物的处理。这些研究预示了在生物身上做文章的改变,因为这些研究在创造编排新的遗传基因序列的可能性。目前,这些计划还是乌托邦,但其所揭示的潜在性,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应当在其前期的具体化上成为科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家们辩论的对象。人们期待着这些研究从有关转基因组织的辩论时所碰到的困难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从此,成为由驾御生物所诱发的“技术与社会”变革的序幕。

 

  人们对“无限小”的驾御还由纳米技术的发展而具体化,尤其通过发明筒洞效应的显微镜能“看到”原子,纳米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的。这里的雄心是生产能成为适应体系的微型机器。纳米技术对于医学有着特殊的利益。分子系统的工作是“非侵袭”临床方法的先驱,在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下刀最浅之处,无须重侵入就能做手术,且以手所不及的准确细致方式做的。有关纳米技术的研究引向人们所称的纳米医学。除了纳米技术的进步,我们还可以提及一些旨在建立分子系统医学分析实验室的研究,能够提供真实时间的一些征候。

 

  如果纳米技术还远远不能制造纳米机器,科技界则寻求发展一种真正的“信息纳米生物技术”。其中涉及的是,受活细胞的启迪,通过再编制程序,建造一些能够充满活力地适应其环境的机器。医学、药剂学、环境、农业、制造业和矿业、运输、能源、信息及通讯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般地讲,未来的技术将赋予物质以复杂系统、有时是智能的特性。不过,如果研究员们、实业家们和各国政府伴随纳米技术的深入发展,给予真正的前景分析,并深入考虑与效应远未被认识的技术相关联的环境和卫生风险,实施纳米技术才是有益的。其实,纳米机器都是适应性系统,它们可能在自然或人类环境中出现不受控制的或非善意的扩散风险。最悲观的未来学家们对局限性展望设想了一种“总体生态吞噬”的可能性:全部或部分生物圈将会被碳枯竭摧毁,碳是纳米机器的自动生成所必需的。同样,在遗传学领域(像无性繁殖所证实的那样),最明显的风险是伦理方面的。因为,我们赋予科技的新能力可能引起把整个大自然设计成一种不自然的赝象,并且可以说,把人类的一些选择自然化,使其列入物质。这些演变迫使人们以全新的字眼提出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指某些器具和软件能够使一个人与信息体系交流。最常见的界面是我们的电脑屏幕、键盘和鼠标,但也包括我们的多媒体工具的遥控器。这些界面正在向人体缺陷领域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用电子补形术(只是幻想而已,在科幻片中少见)来修补人体缺陷的雄心建立在以下的可能性上:把神经系统直接连接“伪装”到自动机上。这种人体与晶体管的合并是根本性的,它揭示了缩小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缺陷的潜力。可以说,在视听不到的地方,将会“接通”智能摄像机和麦克风。最富有戏剧性的研究无疑是:通过在中枢内安装生物跳蚤,尽力使完全瘫痪的四肢麻木的机器在电脑连接神经系统的情况下有交流的功能。

 

  通过上述这幅景象的展示,我们看到,新技术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物质可塑性上。使机器更接近人体功能的前景,无疑是信息论和生物学的重要方向之一。但这种前景引起了许多质疑。所以,技术不但在人类环境中而且从此在人体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难道人们不应该提出质疑吗?许多新谜团将会被人类破解,人类将在文化和宗教所不能预见的层次上重新审视其身份的根基。当放入器官的电子插件使各器官最佳运行之时,人与机器的界线是否变得模糊不清了呢?怎样区别我们人类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创作呢?我们的躯体甚至思想还会继续属于我们吗?

 

  人类对这些问题的惟一答案将是:不是人适应机器,而是机器适应人。

 

研究与发展:未来的赌注

科学出版物

  科学出版物是重要的赌注,因为研究员之间的交流是其活动性质的内在要求。出版物代表了科技知识生产的关键时刻,因为它形成和公布研究成果。由于有了出版物,局限于实验室的非正规的知识通过同行的确认,进入公众的议论领域,从而得到检查和讨论。出版物保障了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证实,因而,出版属于认识创作全过程的一部分。

 

  在发展中国家,新技术是减轻出版困难或科技工作查阅困难的必不可少的技术方式(见框注6.3)。但是因为知识,即科学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一个数据库,同时,因为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就改变了科技出版物,于是许多新问题出现了。走向知识社会的“过渡危机”尤其表现在出版商和研究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这一边,研究员们——其利益焦点是非直接商业化的——关注的是其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因而希望知识的大门是敞开的。在另一边,出版商——收取书刊销售的直接收入——则试图限制科技信息的发行,只面向能够购买书刊的人。出版商的角色不只是发行出版物,而且通过编审的检查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这就在科学的两种基本要求之间产生紧张关系:书刊进入的广而告之与科技信息的限量控制。

 

框注6.3 2000年按科学引文索引(SCI)列示的科学出版物

  包含在科学引文索引中的科学出版物数量指标的检查,显示出重要的两极:欧洲(欧盟成员国、前申请国、冰岛、挪威和瑞士)为38.6%,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为34.2%(要注意的是,在某些专家看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设在欧洲有时会突出英语而损害其他语言)。欧美占索引中包含的引文的3/4。这两个地区的分量反映了它们在世界科研支出中的分量。亚洲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占索引中所包含的出版物的11.7%,明显少于其研发开支,其实验室主要搞技术研究和工业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我们发现,中国占索引的2.6%,拉美和印度分别占2.2%1.9%。非洲占1%

 

  无疑对比强烈的世界科学技术地理在1990年代有明显改变。1995-1999 年间,北美在科学引文索引中所占的比例减少10%,而欧洲增加了5%,成为世界第一位。亚洲工业国(含日本)增加了16%,约占欧洲和北美的1/3。中国的比重在1995-1999年间增长了65%,而在1985-1995年间增长了4倍(然而起步很低)。拉美也明显增长(37%)。相反,那些转型期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印度,则分别下降了24%15%6%

 

 即便多数大型科技杂志近几十年来已经转成数字技术排版,却并没有因此而便利公众,特别是因为查阅成本问题:那些杂志尤其进入了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诚然,刊物征订费如此之高,特别是增加征订时,以致于许多图书馆,即便是工业化国家的图书馆,应该从此放弃给订户的一定量的书号。如果不否认出版商应该有商业效益战略,那么,并不少见的是,这里的物品交换性质导致许多研究员和图书馆员面临某些困难。首先,大多数文章都是免费由一些杂志来支配的,并由编审义务性审查的。控制着40%书号的商业出版商越来越难以调整征订价格,而高校图书馆和科技界认为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生产和传播知识使命。另外,把发表文章的权利转让给杂志的这种出版运行方式,产生了公众了解公共科研成果的问题。科技刊物的费用提高可能使科研刹车,人们为此而担心是合情合理的。

 

  面临这些新的挑战,多个战略曾经被设想过。为了结束长期对科技的反生产力状况,一个获得多项诺贝尔奖的科研团体发起了公共科学图书馆。其首页证实,由于对信息传播的伦理担忧才采取发刊步骤的:“因特网和电子出版使创建公共科学图书馆成为可能,它存有完整的原文和任何发表过的文章的数据,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并且有自由进入权”。把文章放入开放的数据库内,可以便利连接临近领域的成果,有利于跨学科研究,能使研究员更自在地进入不同领域浏览。另一个模式——布达佩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也是为了把所有的科研文章放到因特网上让公众自由查询,并为此提议了一个向导,用于非盈利性机构。预出版是另一种使原文进入路径的方法,避开了本来印刷的期限,这个期限对尖端领域来说有时是太长了。我们还看到一些出版物的自动存档网站,供在某个既定领域工作的研究员们支配。

 

  存在网上杂志的事实不能使我们忘记第一明显的事情:说到杂志,必提到其出版商。即便一份杂志是免费的,人人可触及的,它也需要出版工作。而且,知识社会的发展似乎具有刺激出版物增量需求的性质;因此,进行刊物信息分类日益必要。正是进行这种分类的时候,无论是公共部门的还是私人部门的出版商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科学质量”控制标准。分类的必要性被某些杂志社新近的决定所强调,如《自然》杂志或《柳叶刀》杂志制定了声明条文,据此条文,发表文章的作者必须通报其资金来源。这个条文还不是必须执行的,但它是正在进行变革的特别明显的事情:若经济界接近科学界的这种做法,就应该确保一份科学研究必须要求严格和没有利益冲突的嫌疑。在保证科技出版物质量的前提下,出版商们是主要的支柱之一,在此支柱之上,建立起科研机构本身的信任。

 

  出版商的特殊工作——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电子的,不管是为了免费阅读还是付费阅读——表明,获得科技信息的免费性并不等于是说该知识的生产是免费的。在网上的一些杂志中,发表文章的费用是由作者以科研补贴来承担的。即便是数字方式,发表会引起个人和器具的成本费,这些费用与阅稿、出版和排印清样有关,与网站维护和长期保存有关。一种只建立在免费进入的系统就有可能看到机构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呈蔓延之势,这要看它们能否向研究员们提供最优出版条件。若“全部付款”表现为越来越不现实的体制,那么,“全部免费”也不是最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出版商的经济政策可能通过采用细分征订价战略,创造更公正的环境,这些战略能使财务拮据的机构保留或获得征订原本因缺乏基金而放弃的刊物。

 

  根据各种可能,科学出版的发展方向是多种类型的经营体制共存。正是各种角色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应当成为考虑的焦点。不管是免费还是付款,供给多样性能使更多的孕育中的知识得以流动,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因为文章不再是单一状况,其出版者也许是商业所有者,他也许制定科学出版的单一标准,但文章的多种状况、标准及方式,通过这些方式,知识就可以变成公众的了。虽说研究员们重视进入,出版商重视控制,可大家都关心科学出版物的丰富多彩。

 

科学知识属于谁?

  在科学技术生产中,正在变化的意义大部分取决于产业和财政问题占据的重要性程度。知识的归属问题——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从此成为知识社会的最为关键的赌注之一(见框注6.4)。我们在前面看到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知识产权在大部分科研项目中、也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使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从1978年到1996年,需要18年的时间才达到第25万个专利申请,但随后1996-2000年间,只用了4年就使这个数字翻番。自此,真正的问题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科技投机和追求利润的相互渗透问题。从此,在有尊严比如有科学理论的人与在市场上有价的人之间,怎样担保康德的杰出地位呢?

 

框注6.4 知识产权和科学鸿沟

  专利对某种发明建立一种所有权而有利于发明者,是发明者的一种专营权(当然可以转让)。1999年,欧洲把45.8%的专利存放到欧洲体系中(即在大欧洲市场的领土上有效),北美为33.6%,亚洲工业国为16.3%。在美洲专利体系中,北美占世界的51.4%,亚洲为28%,欧洲为18.7%。在这两种体系中,其他地区比重很小(拉美占美洲专利的0.3%,欧洲专利的0.2%)。总体上,其他地区占世界专利的1.5%。在1990年代,即便亚洲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变成高科技出口国,但在科技革新领域的知识产权的绝大部分仍然掌握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上述3个地区或次地区。(1999年数据)

 

  在激起对知识产权辩论的兴趣中,知识社会的远景已经描绘出来,因为这样的必然是前途光明的思考,预测了知识的治理将是什么样子,从而也就是由知识来治理变革的社会。在知识产权上的辩论赌注是广泛的:调和两种要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两种要求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中,该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第2条明确规定:“人人以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创作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该宣言第27条第12款的要求,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再次确认:“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因此,知识产权有着双重使命:保护知识的权利所有者以及传播知识。

 

  在某种意义上,应当需要调和的正是两个市场的需求,即科学市场和经济市场的需求。这种双重需求就要求人们消除关于一个市场只是一种工业交换结构的思想。一个市场是一种一般性交换结构。如果科技界可以被设计为交流思想、理论或论点的地方,那么,人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市场或交易所,这里交换的价值就会是知识,而不是工业产品。自此,知识产权的科学有效性应该是它所调整的市场功能。专利过度保护对知识的使用,不管是活物还是软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二十一世纪(101-150)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 Powered by CloudD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