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必须相信,从创新中获得的好处大于新旧转换过程中付出的认知成本。所以,发明要变成创新,必须在前端有旨在便利使用、降低转换成本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创新本身不能成立,只有一项发明遇到一名体现其价值的企业家、与此同时满足某种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创新才成立。所以,同是一项发明,在一个社会中可能导致创新,在另一个社会中可能不导致创新,如果那个社会缺乏需求或缺乏企业家的话。创新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开始全面发展:比如,电脑的普遍使用起初引起成年人心理上的恐慌,而儿童和青年本能地学会了使用,因而需要等待一代人以后,这些信息和交流新技术才能全面进入人们的习惯之中。

 

创新的进程:一个多环节合作进程

  如今,对技术创新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承认,创新及其传播所走的线路图中单向的成份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今后人们要把公众与技术学科和工业界的互动作用考虑进去。

 

  在知识社会中,公众的角色不断加强,因为公众是贯穿整个创新进程的元素,它强调创造性的社会环节,并预设了来自各阶层的有贡献者之间真正的“知识共享”,在1960-1970年代,最出色的技术创新往往是在大型技术项目范围内(征服空间、高速列车、核计划等等)推出的,国家提供研究贷款,国家往往也是其主要用户。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多种形态(在法国或者北欧,由国家扮演发动机的角色;在美国,往往采用公私伙伴关系的形式),它与1990-2000年代的创新动力机制大不相同了(当然,军事和核领域除外)。

 

  近来电脑的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已经使得技术项目与公众使用之间新的互动作用享有盛誉(见框注3.1)。

 

框注3.1 创新与因特网的发展

  在因特网这个案例中,虽然这项创新发源于国家(或者说公共部门和大学)的行动,但很快就有其他作用方(当然包括企业,还有与各种社会组织有关联的比较边缘的创新者)汇同进来。一方面人们发现,为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电脑专家们希望拥有合作与交流工具(对这些专家来说,就是要让电脑不仅成为计算工具,更重要的是成为集体作业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们看,往往与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反文化运动有瓜葛的黑客们(这个词好像源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希望摒弃在他们看来首先像一种控制和中央集权化的工具的电脑。这些人围绕一种交互式的、易操作的、去集权化的电脑的思路,研制出最早的微型计算机和局域计算机交换系统。

 

  所以,公众好像是创新全权的作用方。在某些情况下,在一种导致创新的集体抱负的形成过程中,公众的功劳与工程师的一样大,甚至更大。“泰莱通”等病患者协会能很好地说明这种趋势。在某些情况下,如艾滋病人案例中,病人们毫不犹豫地起来反对医药当局,艾滋病人带着自己的病情鉴定,试图修改治疗议定书,甚至对一些一直以来被奉为原则的临床试验法,如分发无效对照剂等做法,提出质疑。

创新的文化与知识的需求

  在整个知识经济中,创新能力将是竞争力的试金石。在知识经济中,鼓励一种创新的文化,就是要促进新发明和新想法迅速传播到整个特定的社会中。不过,创新不是靠发布命令就能办到的。由于创新通常是不可预见的,所以重视有利于出现创新过程的条件十分重要:那是我们惟一能够介入的环节。还应注意这些变革的人力成本,像熊彼特强调的那样,要牢记创新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应当特别关注创新所承载的摧毁机制,以减少其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影响。

 

  正如一切技术革命一样,知识社会飞速发展之中隐藏着这场革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巨大风险。承认这一点,难道就必然同意这样的想法吗--几代人或者一些个人可能在这场变革的祭台前成为祭品。面对很多新事物在奠基时刻都会经历的风暴,难道不能反过来考虑:置疑经验和知识将导致个人能力和集体能力的发展。这正是知识型社会暨创新的社会、学习型社会全部的赌注所在。

 

  未来的工作将越来越多地由知识的生产、交换和转化构成。我们的社会将完全投入对川流不息的新知识的吸收之中。知识的需求将比任何时候都旺盛,不过需求模式将会发生改变。需求不再表现为一类特殊的活动——科学技术进步有可能很快使之过时。在创新的社会,知识需求将与常换常新的资质需求同步。职业培训将不得不发生变革。今天文凭首先是一种社会资质,而创新的文化必将带来的结果是:文凭本身将附上失效日期,从而防止认知能力陷入惰性,并满足对新能力的持续需求。

 

创新与持续更新:新文化的赌注

  当代世界的一大亮点是对未发表过的作品、对变革、对新事物前所未有的增值。转化象征性地战胜了恒定,断裂象征性地战胜了连续,这种局面有时是以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为代价的。当今,对瞬息即逝的东西鼎礼膜拜、对唯美主义的东西大加宣传结伴而至。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审美和创造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再生产和连续性的方式来考虑人类活动,甚至经济领域的人类活动。同十九世纪一样,人们正在经历从需求经济学(以需求为基础)向供给经济学(以销路法则为基础)的过渡,如今新事物、惊喜和“魔法”正在变成现实的、产生附加值的商品。

 

  创新的这种社会增值正像它目前的表现那样,本身往往是不稳定的,无聊琐事的幽灵终于纠缠上了我们这个一惊一乍的社会。不过,创新的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髦现象。要正确理解它所涵盖的现象,艺术创造性这个例子尤其具有启发性。事实上,人们观察到,在上网、全球化和新技术飞跃的联合效应下,创造性自身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颠覆。随着当代语言中“后”这个前缀词的泛滥(以“后现代”艺术等概念的风靡为特征),人类这个原教旨主义的概念引起了崇拜。从此以后,创造性吞并了一些可以形容为“人类学上有诗意的”新的地盘:人类不顾一切可能引发的伦理学风险--专家把这种风险归结为对“后人类”时代降临的担心,正在走向自我创造。今后人类的特性可以从基因组中读出,这突出了人类面临的选择的政治性。这样,创新和发明就摆脱了对媒体的快速与出奇的崇拜,成为控制我们这个社会以及我们人类未来的条件。

 

学习,知识社会的关键

  从定义上讲,学习型社会不可能是只有信息的社会。面对信息社会在全球的普及可能造成的过剩,学习这个概念重新引入了至关重要的后退空间。借助这个概念,我们的社会能够希求消化社会中定期生产出的巨量的新知识。所以,人们呼吁学习现象应当普及到各个社会层面,应当让学习在各种机构的时间、工作、生活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变动体现了范式的变革:一方面,教或学不再局限于确定的和不可更改的时间-空间,相反,学习要终身进行;另一方面,人这个作用方被重新置于知识的获取与传播这个永恒进程的中心。

 

  这种对知识固有的人性环节的回归,并不是在置疑新的信息工具(管理数据库或处理知识的自动化机制)的重要性(如以下框注3.2所示),不过这些自动化机制只是简单的工具,它们可能会使人忽视学习这个行为本身,尤其是忽视各类老师或教员应当起到的作用。

 

框注3.2 “知识管理”和搜索引擎

  信息与交流新技术使得新的知识管理体系取得飞跃。从定义上来讲,用户的选择和行为在知识管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知识管理”系统,即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的自动管理,是建立在筛选原则之上的,而筛选原则的依据是,个人行为与数据自动化处理之间的互动作用。

 

  例如,某用户在网上书店购买了一本书,于是系统就可以挑选出从商业角度看可能适当的其他信息,如用户的爱好。每次行为都留下痕迹,日积月累,由不同用户留下的痕迹组成了一幅可供信息自动化处理系统使用的简图。“知识管理”领域的电脑工程师们正在加强研制这类以个体行为为出发点设计的系统。同样,第二代搜索引擎使得某些功能实现了很大程度的自动化。

 

  得益于这些搜索引擎,每个用户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偏好,而且可以通过建立网页与网页之间的链接,与其他人共享其对网上可用信息的筛选。链接结构就是一座由于用户行为而不断变得更加丰富的文化信息宝库。所以,一个网站的价值就是由其在搜索引擎中的地位给定的。这些提取信息的方法推翻了传统的知识分类,创造了知识和信息新的流通渠道,特别是创造了一种“变形认知”,一种对于知识的知识,一种叠加于已进入社会的知识之上的知识。

 

  “知识管理”技术与新的搜索引擎相结合,明显改变了对信息的处理、构造和领会。未来人们甚至可以设想这样的系统:能够自动建立网页间新的链接、又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取消链接。这样设计出来的因特网能够结合各个作用方的选择进行自动更新。关于未来信息搜索和链接方式的研究计划是存在的,不过结果如何目前尚不能确定。

 

知识的可利用性

  人们看到,获取知识手段的多种多样是学习型社会的一大特点。这种多样性与两种垄断的终结有关:一种是学校的垄断;另一种是书籍的垄断。的确,学校不言而喻仍在扮演主要角色,书籍(更宽泛地讲是印刷品)也同样不准备消失。技术革新为编辑链上的从业人士提供了增长的新机会:预定发行量、库存大大减少、因特网开放了一个从理论上讲无限制的促销、出售和转让版权的空间。

 

  不过,改变我们与知识的关系的数字革命明显在加速侵蚀这两种垄断。书籍这种长期以来作为知识流通的象征的手段,在遭遇新载体时会怎样发生变化呢?文本与新载体结合会变成什么样子?阅读体验会变成什么样子?学习型社会理应增加并改善学习环境,在这种社会中,图书馆应当居于什么地位?图书馆会如何与网络形式相结合?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真是不少,其实在这些问题背后,终身学习的一系列机会在增多。

文本与阅读: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形

  屏幕并没有使文本和文书消失:屏幕上显示的绝大部分内容其实是文本类的。反过来,超文本的发展,以及文本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元素(图片、声音等)相结合,导致文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还改变了阅读行为本身以及文学类和科学类文书的写作形式。

 

  文本是一种根本性的紧张发生的场所:一方面,文本是语言的对象,而语言是按照语言句法规定的有规则的、线性词序,依时间顺序铺陈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目视被理解,所以可以部分地逃避这种线性,利用空间资源创造其它与拼版、排版层次、颜色等有关的感觉效果。上述认知的两个方面发生的紧张,即空间和时间的紧张,随着当代个体摆脱权威(宗教权威、政治权威和文本权威)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要素尽收眼底的倾向而变得更加明显。所以说,阅读绝不是固定不变的活动,它取决于文本所使用的载体、要阅读的文本的类型,以及特定社会中设定和教授的阅读方式。出现在纸莎草制成的纸卷上的文本,和编印在书中的文本,引发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公元一世纪出现的抄本(连页折本)促进了在文本上加眉批、使文本个性化的活动。活页结构促进了页码编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革新:词的分解、标点、段落、章节、目录、索引。从前以纯线性方式设计的文本,渐渐编排成分层次的、彼此脱钩的多个部分,文本变成了“表格式的”。文本的个性化得到了促进,默读也得到了促进。随着印刷品的普及,以及粗放而非集约式的阅读方式(十九世纪日报的爆炸式发展和二十世纪杂志的爆炸式发展,使得这种阅读方式成为标准的阅读方式)的出现,阅读的这种个性化过程得到进一步强调。

 

  伴随因特网和文本传播新格式的发展,屏幕成为相当常用的新载体,从这个时刻起,对于文本而言,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文本和阅读活动向屏幕迁移的这场运动对文本的性质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新属性,如同时在多处出现、流动性、互动性、完整索引、分割等,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日益变得不可或缺。

 

  “同时在多处出现”的属性,使得存放在一个服务器中的任何文本可在各地同时访问到。于是人们目睹了一场文化去除背景和相互渗透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广度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流动性”是指数字化文档可以极其方便地进行修改,十分适合于校对、拷贝、编订成集、转发、公告、在论坛中发表评论等操作。

 

  与“流动性”相辅相承的是“互动性”,这个特性使得文本变成了可供探索的虚拟空间,上面带有朝向无数额外信息窗口的超级链接,以及声音或视频按钮。计算机为文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即与用户相互作用的能力,鼓励用户采取更主动更有靶向性的阅读态度。这类文本的组织要素不再是抄本,而是数据库。由于有这些数据库,用户可以紧紧围绕自己的兴趣列出所有信息,这一点在学习领域显得特别实用。所以,把传统图书馆巨大的馆藏转化为数据库,是大有可为的途径。

 

  “完整索引”能够将文书面文档编入一个巨型数据库之中,数据库中的搜索引擎能够迅速搜索到所找的某页、某文或某条信息。这个问答式的系统十分高效,正在把阅读体验变成一种主动的查询。所以,阅读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被当作一种慢慢渗透和反复思考的活动。

 

  数字文本的“分割”则涉及到一种更为根本的改变,涉及到文本或者更宽泛地说文化的前途问题。实际上,由于屏幕阅读带来的轻微不适,阅读操作正在变成热遥控信号操作。其结果是,习惯上供寻找用的标签败下阵来,尤其是在“领航者”窗口中:由于使用滚动条(“升降机”),对书中某段落的直观记忆不再起作用。这种适用于短文本的标签,对于长的文本显得过于粗略,对于在多个地点分多次进行的连贯阅读显得十分不足--比如读小说的情况。如果数字化文本果真普及了,小说这种文学作品的未来会受影响吗?

 

书籍的未来

  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教课书和儿童文学读本领域,书籍的可获取性和传播问题,与谈促进知识的获取时所说的“数字鸿沟”一样是个大问题。一方面书价奇贵,加上缺少图书馆,另一方面阅读载体的传播比例过低,无法促进扫盲运动、知识与想法的流通以及向世界的开放。

 

  与此同时,有形书籍将衍生出一些混杂形式。近些年来人们尝试了多种手段,或借助HTML格式(如《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做法,该报文章可以通过垂直滚动条或连续的屏幕页面来阅读),或者借助PDF格式,再或者用电子书(e-book)等专门定制的机器,在屏幕上重新创制抄本格式。

 

  不过,电子书这种解决方案至今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情况似乎正相反,人们很快开发出一种电子抄本,设计成书的配页一般,上面以书籍的方式显示文本。正在研制的技术中,看上去最先进的一种是,把几百万个虚拟墨水微粒围在软塑料片中,电极改变能够让这些微粒位于不同的位置。这种材料已于2004年起进入商业化。所以人们可以期待一种电子抄本以某个重量级出版集团所有制的形式面世。

 

  新媒体带来的可能性,引发了一种有趣的现象:网民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涉及了从前图书业专家的领域:档案员、印刷工、编辑、发行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8月巴西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讨论会上强调的那样,人们正在见证出版业的做法扩张和变形,比如在有些在线出版社中,知名作者的稿酬由其读者自愿捐赠。

 

图书馆的未来

  去除领土属性之后,文本和知识过上了游牧生活,就这样,它们部分地脱离了中央集权化的传统流通渠道。今后,不论是专业性的还是综合性的图书馆,则越来越多地由有形空间和虚拟空间、印刷品和屏幕共同构成,承担处理巨量文档的工作。

 

  保存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存储,它还包括落实存储工作时整套的法律和社会程序。自从十九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公共功能得到承认以来——这与教育、大学、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密切相关,图书馆在知识为公众所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后,通过联网(大学、研究中心或博物馆等其他类型的机构也可以联到网上),通过旨在使“行为”知识个体化的多媒体娱乐的途径,图书馆不仅要在社会内部承担这个任务,还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间承担这个任务。

 

  有人认为电脑的“飞速发展”意味着图书馆逐渐消亡。可是,在很多国家里,人们却看到大型公共图书馆仍在迅速发展!拥有手段的现存图书馆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9。如果说有危机的话,那主要是增长的危机。今后,对于走运的图书馆来说,媒体馆这个称呼比图书馆更恰当,因为它们不再仅仅以书籍或印刷品为中心,这里有显示上或构思上不依赖于有形书籍的文献和作品。

 

  图书馆进入一种网络逻辑,使图书馆处在了与信息范式有关的经济风险的中心。图书馆能够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在一种信息流访问经济之中,如何保持图书馆的公共角色和免费性呢?再者,在文化物资交换普及化的时代,图书馆必须面对以下两方面严重的不平衡来给自身定位:一方面是数据库的指数级发展,另一方面是瞬息万变的信息有偿访问的普及。图书馆,尤其是对于大学图书馆而言,首先得应付访问、身份认证或预约的高昂成本。

 

  当Google公司2004年12月14日宣布,打算开始对超过1 500万册的可免费下载的印刷书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时,各大图书馆,尤其是欧洲的大型图书馆,大多流露出怀疑态度,尽管作者和书籍的版权问题是另行处理的。在很大程度上,图书馆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超越信息社会的商业逻辑、建立新模式(在新模式中知识及其认知价值才是价值的创造因素)的能力。

 

图书馆经济的新风险

  由于对于知识传播做出的贡献,图书馆可能成为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方,以减少我们这个世界在获取文化物资和信息方面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这个角度看,应当通过认证交换(从目录共享到交换培训和网上帮助),通过与出版社、报社、教育界和研究机构等各部门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大力鼓励图书馆业的合作,尤其是南北和南南图书馆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过,这项百科全书式的任务有一个认知环节,即数字化生成的生产力利润不能够自己形成:没有适当的资金和特别是人力投入(权限、鉴定、社会应用),文献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保存和保护方面的基础设施(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集中在富国,鉴定和处理手段也集中在富国,这就提出了一些大难题。此外,编辑活动和印刷载体的传播分布也很不均等。

 

  是否应当从弱势国家开始,通过一个国际法律、经济和道理框架来建立安全的在线访问协议?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工业国中创立免费的、有版权的档案流。不言而喻的是,这些“正面的歧视”政策应当附以控制和跟踪措施,以避开走私风险。此外,一个世界公共图书馆的前景及其所需的合作提出了一个前提,即访问一致性要求应当得到满足,信号设置应当趋同、数据应当标准化,尤其是在元数据级别上。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一些进展:通过统一的桥路,各种在线书目已经可以访问了(在线公共检索目录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OPAC)。其风险则在“综合图书馆(Bibliotheca universalis)”这样涉及大约十二个国家的项目中显露出来。“综合图书馆”的目标是: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协调各机构所做的努力;允许各馆对已经数字化的遗产免费电子访问;落实各系统间相互可操作议定书,以方便最终用户访问数字化藏品;以图片、文本和声音形式,围绕民族间交流这个主题,创建共同内容。

 

  尽管技术上取得傲人成绩,成本也大大降低,但人们仍不能逃避使用中的现实问题。图书馆,无论级别如何,也仍将是位于某地的机构、聚会场所和文化活动之家(见框注3.5)。作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中心和知识交换器”,图书馆可以代表新知识的一种存取极。充当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中介和接点。它扎根于当地网络中,所以能够对各种形态的知识发挥文化与社会调解、定形和传递的公共职能。所以说,图书馆将成为促进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手段,不仅在保护遗产方面能够促进多样性,而且可以把这种多样性融入实际做法之中。

 

框注3.5 亚历山大图书馆

  从一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参与了在著名的古图书馆城亚历山大(埃及)重建一座大型文化中心的项目。新建筑于2002年动工,体现了文档工作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理念。因为除了主图书馆之外,该中心还包括若干博物馆、若干研究中心、若干专门图书馆(其中一个是盲人图书馆)、埃及第一座天文馆、若干艺术陈列馆、一个会议中心等。亚历山大图书馆每年接待读者人数高达25万余人,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纸页文档与数字文档在这里并存,珍贵的手稿馆藏与“因特网文档”相邻。所谓“因特网文档”是1996年以来美国推出的网上文档查询系统(1 000万页以上)。设有一个部门,专门对手稿进行数字化处理,这将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联网工程做出贡献。

 

  建筑物呈圆形,由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建筑设计大赛桂冠得主挪威斯内赫塔(Snohetta)工作室设计。其顶蓬是一张倾向大海的磁盘,深入地面的圆形大理石墙体的外露部分上覆盖着各种已知的文字——这座中心所向往的普遍性的象征。磁盘状顶蓬下,向公众开放的最大的阅读厅占据着一片设计成多个层次的空间。

 

  这一文化建筑群志在成为一个卓越的中心、一个向大众开放的场所、一个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的聚会之处,为文化间对话做出贡献。

 

  从一座图书馆提取精华部分的能力是需要学习的,这种学习有时是正规的,不过大多是非正规的——常来常往,逐渐熟悉图书馆的工具。换言之,长期以来,图书馆一直是学会学习并发生信息到知识的转化的场所。在以终身学习为基础的学习型社会中,图书馆应当在各个层次上促进学习并为学习提供便利。就文盲率较高的国家来说情况如此——图书馆是扫盲运动和提高书写能力的场所。就优化知识流通以满足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培训需求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图书馆可以大大便利个性化的学习进程。存储网络打开了虚拟存储空间(特别是可以按需存储)的前景,11它将在自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流动图书馆到大型当代建筑群,图书馆仍将是知识在社会流通中的一个支柱,是学习网络中一个有活力的因素。图书馆带上了认知和变革功能,这不正是学习型组织的范式吗?

 

走向全民终身教育

  教育是一项普遍宣告的权利。二十世纪有很多这方面的规范性法律文本,国际社会也每每重申这方面的承诺,不过,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兴起,近几十年来,关于教育措施本身,人们开始接受一种新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看法。随着全民终身教育概念的发展,教育和学校不再被看作是相似的概念。此外,在大多数国家中,教育部门以前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如今,面对增长的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人们正在见证一场越来越明显的教育供给私有化运动。这种趋势目前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今后它会像某些国家中已经发生的那样,向其他层次的教育扩展吗?

 

  如何尽早达到平等这个目标并在世界各地向男童女童提供同样的机会?如何设计教育以使得学习型社会向所有人开放,而不是只向那些有手段给自己提供适当的、有价值的知识的国家、家庭和个人开放?换句话说,如何避免教育加深两部分人之间的差距,使一部分人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而另一部人很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加深认知鸿沟这个全球知识经济的主要障碍?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为了弥补1990年代所取得的进展中的漏洞(有的甚至没有进展),国际社会已经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2000年4月26日至28日)上确定了基础教育方面2015年要达到的六项目标,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或计划署一起负责跟踪和协调工作。六项教育目标如下:

 

  1. 全面扩大和改进幼儿,尤其是最易受到伤害和处境最不利的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2. 确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良好和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

 

  3. 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使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和生活技能;

 

  4. 2015年以前使成人的识字率,尤其是妇女的识字率提高50%,并使所有成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

 

  5. 在2005年以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并在2015年以前实现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其中尤其是要注意确保女孩有充分和平等的的机会接受和完成良好的基础教育;

 

  6.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等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此外,全民初等教育的目标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2项目标(“到2015年,确保全世界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都能完成全部小学教育课程”)。从小学到大学,两性在就学方面的平等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第3项目标(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

 

全民基础教育

最有必要的工作:扫盲

  明天的基础教育应当是什么样的?如何确保全民接受基础教育?大多数教育体系中,把义务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初等教育,当作基础教育。看来学校作为基础教育的场所和机构,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基础教育的支柱。因而扫盲这项基本任务也将由学校来完成。如果不同时继续开展扫盲运动的话,全民基础教育的推进是不可能的。

 

扫盲运动目前涉及到近7.85亿人口,2005年占世界人口的17%,其中大部分是女童和妇女。比如,在欧洲,男性人口中每出现一个文盲,则女性人口中就出现两个以上的文盲。如图4.1所示的那样,2000年至2004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48%的妇女(32%的男性)是文盲;在南亚和西亚,53%以上的妇女(29%以上的男性)是文盲。扫盲斗争具有至关重要性和绝对优先性。可是学校并没有因此免受一场显而易见的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随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

 的确,入学率在世界各地各层次都取得了进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文盲率已大大降低,不可否认中等教育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样,年轻人(15-24岁)的识字率提高了,从全民教育角度来看这应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一场危机呢?在不发达国家,普遍入学的努力往往会遭遇以下困扰:人口增长、贫困、各种社会障碍、或者是缺乏政治意愿。在这些国家中,在入学和扫盲方面付出的努力是真实的,却往往是不均衡的,可能受到地区内部或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巨大差异的影响。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学校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学校不被视为是确保每个人前途的投资时,决策者和民众便会对学校丧失信心。在发达国家,学校似乎越来越没有能力促进平等、完成其重新平衡社会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

 

 

 

 

在不发达国家,初等教育的统计数据是有说服力的(见图4.2)。2002年,1亿小学学龄儿童没有上学,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4 000万)、南亚和西亚(3 000万)和阿拉伯国家(700万),其中55%是女童。尽管十年间(1990年-2000年),亚洲得益于教育体系的迅猛发展,未入学儿童的数量降低了大约20%,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未入学儿童的数量却增加了13%,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出现退学现象:很多家长把孩子从学校领回,或者干脆不到学校注册。在发展中国家,近几年来人们感觉到教育进步的节奏放慢了,而且发展中国家

 

遇到了入学严重不平等的问题:女性、赤贫人口、农村居民、残疾人和某些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人口,这些人群的入学率仍然大大低于其他类别的人群。公共预算数额低,更加剧了不平等的出现。此外,很多最不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以及双边机构。

 

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困难,不过在某些地区,甚至在生活最安逸的民族中,人们也感觉到这场危机的信号。这场危机影响到了最发达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工业化国家,学校难以在社会空间里自我定位。好像是因为学校太封闭了,又好像是因为学校太易受影响了。说学校太易受影响,是因为学校在一切种类的风暴(言语的、有形的、社会的)中都不能免于冲击。说学校太封闭,是因为学校对于那些应当在学校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内容和人员不开放。很可能学校是一个有待重新创造的场所:当然它是受保护的空间,它还应当是建立主要联系的场所,而不是大门紧闭的象牙塔。

 

  其实,为了避免排斥,学校应当注意吸纳形形色色需要学校的人。然而,就由于严重残疾等原因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的教育而言,受教育这项普遍权利,以及国际社会保证落实这种权力的承诺,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尊重。1994年,92个国家的政府和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内的2个国际组织就教育以及特殊教育需求的原则、政策和做法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和一个《行动框架》。真正意义上的兼容并包的学校还很少,特殊教育的情况则在国与国之间相当悬殊。有的国家已经拥有为特殊残疾学生设立的完备的特殊学校体系。在有的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特殊学校还相当少,而且学费高昂,只有少数出身富裕阶层的孩子能够上得起这样的学校。在很多不发达国家,人们估计99%有特别教育需求的学生无权享受任何形式的学校教育。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什么叫基础知识?

  要定义基础教育的范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以何为标准来确立起码的基本知识--即每个人迈出校门时应当具备的知识--的定义?如何随着各学科的快速变革对这些基础知识进行更新?在文件和账目无处不在、对于日常生活和行使公民权必不可少的社会中,掌握读、写、算仍然是基础教育的第一要务。何谓基础?就是随后可以在上面稳稳地盖房屋或者大楼的地基。地基应当足够大、足够稳,才能在上面不断加高建筑,不受强制性的约束。从这个角度看,基础教育应当传授这样一种能力:掌握主宰有效学习的过程。因为“学会学习”仍然是最好的保证,它能够保证学生以后在正规或非正规的机构中继续自己的受教育历程。

 

  学习知识所必需的能力之一,是对无处不在的信息(不仅仅是因特网上的信息)进行搜索、分级、组织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扫盲(information literacy)”, 没有信息扫盲就谈不上知识社会。在这种条件下,当我们让一个学生坐到计算机面前时,我们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用户,我们得教会这个学生去利用计算机而不是听任计算机摆布,得教会这个学生让计算机为自己所用,使之适合自己的文化。掌握阅读和掌握数字载体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全民基础教育的理念在向获取自学能力靠拢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不再仅仅指与一生中某个年龄段相应的有限的知识体。从知识社会的角度来看,人们将总是处于学习的状态。不过,世界各地区有很多成年人,从未接受过基础教育,这些人必须找到获取这种极其重要的知识的场所。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成人教育的发展不是一声令下便可办到的,它需要深刻的观念上的转变,尤其是与学习有关的观念,因为学习还是常常被视为是儿童、未成年人该做的事。一般来说,成人教育运动的落实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说,只有当我们培训出称职的人员、并且在学校普及了电脑工具的使用,数字扫盲运动的推广才有可能。此外,这样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这取决于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有胆识的预算分配。

 

  我们还要强调中等教育在延长和维护初等教育成果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在某些国家里,由于国际援助和国家政策偏重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受到损害。而且如果由小学升入中学的比率过低的话,整个教育体系的稳定性都会受影响,初等教育会显得没有出路,家庭送孩子上小学的动机可能因此受挫。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中等教育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不但要巩固基础知识,而且要起到专业入门的作用。

 

  与此同时,尽管在所有的正规教育部门中等教育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部门,但它远不是人人可以企及的教育。在工业化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中,2002年-2003年,有95%以上的学生由小学升入中学。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彼此很不相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9个国家中,只有不足 30%的适龄孩子升入中学(见图4.3)。而在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升学率往往在70%以上。我们注意到,1990年代,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升入中学的女孩都增加了,虽说笼统的数字可能掩盖了巨大的质的不均等。在下列国家中,男孩女孩之间的差距确实明显缩小了:阿尔及利亚、马拉维、卢旺达、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尼日尔、巴基斯坦、塞拉利昂和突尼斯。在孟加拉国,不均等是颠倒的,如今中学里女孩占多数。总体来说,小学阶段男孩女孩出现不均等的国家,到了中学阶段这种不均等会加剧;而在小学阶段男孩女孩基本均等的国家,到了中学阶段这种不均等正在减弱。

 

中学是课程分化开始显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发展一种提供单一系列的、及至中学毕业的体系,还是应当发展一种提供多种系列(综合、技术或职业)选择的体系。前者就是所谓的“多用途”模式,是全球的主流模式,尤其是在北美、亚太、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注册综合系列的学生要比注册技术系列的学生多得多。后者叫“分化”模式,近年来这种教育模式在中东欧等地开展得很好。应当鼓励综合性教育(风险是把不适应这种课程的人排除在外)?还是鼓励分化教育体系(风险是过早把学生限制在有的已经贬值的专业中)?这里提出了未来学校的六种方案。

 

  在中等教育方面一种务实的观点是,根据一个国家提供的未来就业可能性来考虑教学的组织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多系列的中等教育体系很适合目前和可预计的就业出路,特别是因为,参加这种体系课程的少数学生有志于转向长期的综合性的学习,继而参加全国公职会考,况且高素质工人和中低层干部本来就有缺口。在不发达国家,鉴于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或卫生和社会部门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前景,对持有CITE 3、4和5B职业文凭的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是很有可能的。设立将学校阶段与企业实习阶段结合起来的职业和技术专业,能够保证就读学生的出路。不过,正如第二次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会议(1999年4月26日至30日,韩国汉城)上强调指出的那样,要让这样一种观点真正成为未来的观点,技术和职业教育必须在社会上能够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只有这样,这种教育才能成为终身教育中一个真正的链环,而不是一张避免社会排除或社会不稳定的护照。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必须做一件事:维持基本文化的稳固根基,基本文化即对说明、文本、构成知识的各个学科领域的方法和问题的处理能力(不是像专家那样,而是以清晰的方式)。多学科或学科间途径的发展可以降低学科教育不可避免要造成的知识脱节的风险。这些途径足够吗?鉴于新技术提供的各种可能程的少数学生有志于转向长期的综合性的学习,继而参加全国公职会考,况且高素质工人和中低层干部本来就有缺口。在不发达国家,鉴于农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或卫生和社会部门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前景,对持有CITE 3、4和5B职业文凭的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是很有可能的。设立将学校阶段与企业实习阶段结合起来的职业和技术专业,能够保证就读学生的出路。不过,正如第二次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会议(1999年4月26日至30日,韩国汉城)上强调指出的那样,要让这样一种观点真正成为未来的观点,技术和职业教育必须在社会上能够享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只有这样,这种教育才能成为终身教育中一个真正的链环,而不是一张避免社会排除或社会不稳定的护照。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必须做一件事:维持基本文化的稳固根基,基本文化即对说明、文本、构成知识的各个学科领域的方法和问题的处理能力(不是像专家那样,而是以清晰的方式)。多学科或学科间途径的发展可以降低学科教育不可避免要造成的知识脱节的风险。这些途径足够吗?鉴于新技术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彻底重铸目前的教学组织方式难道不是不可避免的吗?类似的疑问正是今后关于教育问题的前瞻性思考的中心。

 

未来学校的六种方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就2020年时工业化国家的学校提出了6种方案,我们将它们成对组合成以下三种模式:

现状类推

方案1:维持官僚教学体系

方案2:市场模式的扩展

重新就学

方案3:学校处于集体性的中心

方案4:学校作为靶向学习组织

打破学校的教育垄断

方案5:学习网络和网络社会

方案6:教师大批流失

 

从Alain Michel的著作出发,可以从比发达国家更为宽泛的国际范围,来考虑知识社会中关于学校的三种方案,作为未来的假设:

方案1和2:现状的动力

教育体系不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发生的变化仅够完成传统功能并平衡人口、技术和经济变化引起的失衡而已。

 

  公立学校仍然是主流,尤其是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官僚式的管理继续占上风,不过,机构的非中央化和自主性增强,评估手段有所进步。

 

  教学大纲定期修订、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更多使用、与地方政府、企业和团体新形式的伙伴关系、国际开放增加、保持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这些都是使学校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因素。

 

  教师工会仍然强大,但在教师工资和社会地位方面所起作用不大。有的国家,甚至因此造成教师匮乏,在各层次的教育中私立学校的影响都有所加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

 

方案3和4:经过强化的公立学校在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中居中心地位

  教育在大部分国家中成为重点。公共资金(国家的、地方政府的、国际组织的)增加。社会公平这个目标促进了“积极的歧视”政策,学校自主权增加,更加适合地方特点,更能促进当地创新。

 

  国家的经验控制有了新的导航工具:统计指数更加完善、实行合同制和进行评估的新程序、更好的通讯、更加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学校变成了学习型组织,其社会地位与知识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信息和传播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利用,尤其是在学生的主动式学习和团队作业方面。伙伴关系,尤其是国际伙伴关系增多了。学习机构和大学在成人教育方面的作用加强,成了真正的当地社区中的文化传播者。

 

  教育职业随受众的不同而变得多样化。教师被看作完完全全的职业人士:教师拥有诱人的收入,以致于有人改行当教师。在初等教育中私立学校的份额仍然很小,在中等教育中略高,到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则更高。

 

  国家(中央集权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仍是教育领域主要的决策机构。在国际层次上,大型国际援助明确用于资助扫盲斗争。

 

方案5和6:网络社会中教育商品化

  公立学校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衰落下去,一则由于其无法面对新的挑战,二则由于国家特权日益衰亡。 入学的消费主义观念盛行,找工作时文凭的重要性增加,导致教育市场飞速发展、创立。新型私立学校长于创新但缺乏整体性。社会和政治压力导致“支票教育”系统发展,不过公立私立学校供任意挑选。如果挑选私立学校,则由父母补足学费差额部分。私立学校的竞争刺激教师就业市场,人们用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教师。

 

  种族或宗教团体召收学生,导致国家公立教育体制逐步瓦解。地区或地域之间更加不平等。公立学校继续存在,主要负责接收弱势阶层的孩子,不再扮演社会“整合器”的作用。 出现新的职业:教育顾问、远程辅导专家、多媒体教学模式设计员、在校和非在校学分评估员、交流学和教育销售学专家等等。

 

  在国际层次上,公共援助萧条,不足以满足需求。文盲率居高不下,甚至在有的国家有所升高。相反,针对本来高素质的人员的高等教育和成人远程教育的市场发展起来。富国和穷国鸿沟加深。这些方案的益处在于,有助于明确教育政策领域各种选择的风险所在。真正的变化很可能是:随国家和地理分布的不同,这些方案形成的不同组合。这些方案主要的局限性在于,低估了地缘政治、技术、经济或社会断层的风险。

 

全民终身教育

持续学习

  循环培训的理念首先是在成人教育和当时所谓的“民众”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开始时,成人培训被认为是一种个人选择,提供跟上社会进步的机会或者是一种职业进修。但终身教育从1970年代起便开始被纳入更加广泛的教育历程观,特别是启发了“学会生存”这份报告中的思路,该报告由EdgarFaure协调撰写,然后提交教科文组织。启蒙教育从构想伊始便是为了打下一个基础,使人明白怎样学习,然后不断地进取,终身教育认定这种启蒙教育不会使人感到满足,因此成为塑造自我的基本方式之一。最初阶段,成人教育问题所反映的似乎是工业化社会的关切,显得不大适合那些连基本教育需求都远远得不到满足的国家,但教育不会局限于启蒙教育,教育持续使人得到解放的潜能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今天人们应该认为终身教育是发展的条件之一,不仅能够提高适应能力和自主能力,而且还是一种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知识和交流知识的手段。

 

  大部分社会展望学家预言,就业和职业将越来越不稳定,终身教育可以应对这种就业和职业的不稳定性。许多人今后将在一生中多次改变职业,教育不能只满足于提供一种专业教育:教育应开发每个人在一生中变换专业和应对经济和社会转变的能力。但劳动市场诸多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使人们有时过分强调终身教育的经济意义和职业意义,而忽视了终身教育开发个人潜能的意义,将开发个人潜能作为一个补充因素而不是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放在次要位置。然而,全民终身教育正在大大突破职业时间,贯穿于个人工作时期之前、之中和之后。终生学习一种手段和步骤,理想地讲应在上述三个阶段都完全具有意义,而且三个阶段彼此密切相关,但等级划分可能会因人而异,因生命中的时机不同而有所差别。个人文化开发就是开发每个人感受生存的意义;社会开发就是开发公民资格、政治参与和社交在一个共同体中所处地位;最后一点,职业开发就开发非脆弱、高质量的就业,就是开发职业与生产效率、职业满意程度和物质福利的联系。

 

  终身教育因此可以想象是对个人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一种加工转化、一种再分配和一种新的协调。人们可以在自己的一生中确定若干个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期。

 

  第一个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期是学龄前教育,这一教育既是对今后入学有效的引导,也是一种可以改善最易遭受社会危险的幼童生活条件的办法。第二个时期是基础学校教育时间阶段,基础教育最常见的是义务教育。第三时期是义务教育结束后的教育和培训阶段,主要由高等教育承担。第四时期是“继续培训”阶段,这已经超出了启蒙教育体系。能否接受这种培训因国家或地区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总体而言,人们还远远没有达到一种“终生”受教育的时间分配安排。国家政策有时淡化第四阶段教育的意义,必要时让企业来担负培训自己员工的任务,或者是将终生培训这一广大领域丢给市场。最后一点,第五时期已超出了职业生涯,无疑是在学习时间上最不受强制的一个阶段。第五时期其特点是自由地追随自己的兴趣和中心利益,自由地从事社会活动,再也不必顾及职业生涯的种种要求。

 

  如果人们玩这种全民终身教育的游戏,那么所有这些时期都应得到决策者和社会行为人的同等注意。但是事实上,情况远非如此,因为第二教育时期最受国家政策的重视。成人接受全民终身教育的情况极不平等,因为积极增加重返学校和大学机会的国家少之又少。劳动市场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也面临着大量结构性的阻力。为接受终生培训,个人和社会应支付的成本随着个人参加职业工作的年限递增,而人们又认为希望达到的效果却随着年龄递减,因此经过简单的经济计算,人们便会主张将投资最大限度地集中于最年轻者。这样的决断有损继续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因为所有的指数都表明,接受继续教育与初级教育水平关系极为密切,接受继续教育既增加了人们接受培训的欲望也增加了成功的机会。人们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早早投资教育和培训的费用明显要低),同时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加重了启蒙教育决定命运的分量,使得日后的重新转换职业更加困难,并排斥了许许多多民众,使他们享受不到启蒙教育扩大带来的好处。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里,人们正在逐步提高退休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和培训还能继续这样专门给予那些受教育最多、最年轻的人吗?

 

更加重视幼童教育

  至于第一教育时期,即幼童教育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家庭负责(见图4.4)。时至今日,三岁以下幼童的教育更多地属于非正式教育,但在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初级教育学前学习阶段,并列入教育体系。在国际范围内,近几年来已经大大加强了对这个生命时期的重视。人们越来越承认,在情感条件和感觉条件对开发儿童能力不是没有效果的年龄,环境的激励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应保护年龄极小的幼童,使他们避开与不稳定环境相关的风险,不论是在社会、家庭方面还是在卫生方面均应如此,还应缓解父母因工作经常不在家带来的问题。因此学前教育应纳入广泛的社会问题之中,因为社会问题包括来自父母教育和信息、家庭政策及其与妇女工作的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预防风险问题,特别是在健康卫生方面。关心幼童保护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对学前教育的关注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儿童生命的头三年里只要玩玩就可以了,一些传媒在谈到早期启蒙学习时就是这样暗示的。儿童的头几年对儿童未来是有作用的,但称儿童的头几年决定儿童的未来则有可能极大降低年龄稍大时和成人时学习的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淡化投资终身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和保护幼童依然是启蒙学习的一个较新范畴,所得到的研究探索远不如初级教育,因为初级教育长期以来得到高度重视。在许多国家里,这种关心依然主要是在城市里,所关注的对象也主要是父母两人都从事职业工作的儿童。衡量这种类型的教育并非易事,这种类型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在此方面有一些特殊的做法,总体而言是恰当的。

 

  应鼓励宣传一种明确而理智的信息,即我们已经知道应在幼童时期开发他们的认知能力,让他们享受到相应的教育服务,因为家庭并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些教育任务。但提供教育服务极不平衡。重要的事实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牙买加、毛里求斯、墨西哥、塞舌尔和泰国在20022003年幼童教育计划已经达到很高的入学率(75%甚至更高)。古巴甚至达到对幼童的普遍教育。

 

终身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教育范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学习和培训潜在场所成倍增加(见框注4.3所提供的一个例子)。教育正在变成一个持续的进程,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点和时间。至关重要的是应了解非正式教育的场所,其潜力今天已经减小,因为新技术提供了多种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人们今后不再是只专注于传统教育机构的工作(集中在教育上),而是越来越重视个人和社团的学习(集中在学习上),这促使人们考虑增加要求合理传授知识的地点和机构。因此,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使持久的学习得到社会的承认。终身教育方面的政策应吸收多种多样的教育场所和各种形式的学习,包括自我培训。人们看到这在所谓“认可经验成果”体系中是前提条件。在此重要的是,应使作为完成大学课程证明和终生从业护照的文凭非神圣化,可以预见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方式来承认接受培训的过程和相关能力。这一变化决非易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获得文凭或某些考试成功具有极强的判定价值。在发展中国家里,这一点也是极为重要,因为教育体系软弱,储存和传授知识的基础设施不足,这使得非正式教育作为基础特别重要。在许多国家有一种倾向极为清楚,国家在此方面的投资明显减少,因此应开发一些替代手段来筹资和共同投资。当然,私人提供教育已经大大增加而且多种多样。但“全民”这种迫切性要求享受私人提供的教育不能仅仅只取决于个人的财力,因此国家政策的目标应是避免使一些个人和一些群体事实上被排斥在全民终身教育之外。

 

框注4.3 社区学习中心

  亚太地区全民教育计划是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发起的一项地区性计划,致力于扫除文盲,普及初级教育和促进以发展为目标的持续教育。该计划最早是于1995年提出的一项倡议,即成立社区学习中心:这些中心专门面向不论什么年龄的儿童、青年人和成年人,其目标是增加个人的自主性和促进社区发展。这项倡议今天已涉及到亚太地区的18个国家。

 

  这项计划是向那些接受教育最少的各种各样的公众提供终身教育服务,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和没有上学的儿童、妇女、青年人和老人。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根据社区学习中心所在的地区和公众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常规初级教育、积极学艺的方法、新技术培训,鼓励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扫盲、农艺顾问、动员保护环境等等。这些中心的基本工作是社区动员,具有灵活性,与其他社区发展活动相结合,并与信息部门(图书馆、媒体图书馆等等)合作。

 

  这种学习总的发展趋势引起一些批评。一些专家强调指出,一边是终身教育的说教,一边是充分扩张的教育市场,两者共同发展有可能导致社会以一些狡猾的方式设下圈套对个人进行控制,个人今后将不得不将自己的学习能出自己的选择。正如Amartya Sen充分强调指出的那样,不论是他对发展的分析,还是他对教育制度的分析都说明,发展是复杂的,不能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参数管理。人类发展没有表达自由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教育为个人表达自由准备了必需的条件,因此可能导致个人受到奴役的不是终身教育,而是受教育不够和素质低下。

 

  有鉴于此,人们不能停留在抽象地进行激励而不考虑特殊的政策。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力几乎专门服务于经济和雇主对个人的设计。因此永久地保持知识资本来赢利可能会产生一些居心叵测的作用,逐步扰乱工作场所和学习场所之间的界线,职业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界线,娱乐休闲和生产经营之间的界线。

 

  为了避开这些暗礁,重要的是应提醒注意,公民应表达自己在受教育方面的愿望并做以特殊的人群为目标的,这些人可能落后于他人,或者甚至是被抛弃在学习型社会的边缘,这些特殊的人群就是低收入者、少数民族、移民、学业失败的青年、失业者、接受培训不足的低素质劳动者、残疾人、孤独的老年人。目前就总体情况而言,掌握才干能够自己管理和组织长期学习进程的个人并不是大多数。这涉及到应重视对终生培训各种自相矛盾的认知。一些人认为,终生培训是一种增加自己在劳动市场上资本的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终生培训存在潜在的不安全:一些员工担心集中力量参加培训会损害自己的就业,另一些人,特别是年龄较大者,也可能会感到困难,因为他们处于一种学徒地位,经常会感到不舒服,学徒地位意味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重新受到质疑,而且面临着一种工作变化,他们感到不习惯。还有一些办法可以对付这些困难。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建议设立“教育时间信贷”或者是“培训支票”,这是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见框注4.4),但十分明显的是这项建议需要付出很大的财政努力。技术更新成为标准,不稳定对个人而言是不安全因素,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全程教育可以成为一条灵活的安全之路,可以让国家和私营部门联合行动,私营部门不只是简单地提供援助,而是培养技能。

 

  个人参加继续教育,着眼于世界的未来更新和巩固自己的知识,这样做能够让人享受新技术带来的进步,享受特别是建立行之有效、多种多样的远程培训体系带来的好处。

 

框注4.4 由雅克·德洛尔领导的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

    提出了一项建议:“教育时间信贷”

  为了保证全民享受终身教育,Jacques Delors建议设立一种教育时间信贷,即一种“培训支票”,在义务教育结束时发放,给每一个人享受到一定年限教育的权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个人发展、学习经验和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来利用这一权利。

 

  这样一种办法特别有效,可以向那些离开正式教育体系的1618岁的年轻人提供第二次机会。此外,这种培训支票可以适当地满足二十一世纪终身教育的重大要求之一:全程培训个人化。

 

丰富教育内容:机构改革、教师培训和教育质量

  普遍提高入学率和提供适当的教育服务本身还不足以保证教育的有效性和成功,教育的成功还取决于教育质量(见框注4.5)。长期以来人们反复议论的一些质量因素与支出、特别是国家对教育的支出密切相关,即学生人数与教师人数之间的比例、对教育工作者的培训、现有的基础设施的质量、可供学生和老师使用的硬件等等。即便是在那些最富有的国家里,尽管原则上已经达到普遍入学,但人们依然认为,不具有充分参加社会生活和就业所必须的技能者可能达到四分之一。

 

框注4.5 免费的代价

  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大量承担义务,要实现“基本和基础教育”免费,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第26/1条的内容,这激起了人们美好的希望,但这种希望今天却黯然失色,原因是学校人数爆炸,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十几年来,许多非洲国家,如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喀麦隆、坦桑尼亚、赞比亚,最近还有肯尼亚,已经实行了小学免费。2002年,在1990年代曾鼓励家庭购买课本的世界银行现在已经改变了立场,原因是世界银行意识到课本费成为那些最贫困家庭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

 

  小学免费引起学生大量涌入学校,这显然在短期和中期内给这些国家的教育体系造成许多问题。教科文组织《2005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强调指出,目前就总体而言,注册激增带来的是超员班级教学失败增加。一些专家质疑,他们认为入学人数迅速提高会有损于教育质量。从长远考虑,怎样才能使数量不损害质量呢?

 

  各国政府在落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改革措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全民教育取得成功离不开国际协商,并以持久的财政支持为前提。应该做的不是限制接受教育,而是免费和保持质量标准两者兼容,因此必须持续加大国际援助,以及相关国家坚持努力并在财政预算上做出决断。

 

  由雅克·德洛尔领导的二十一世纪教育国际委员会在1999年建议将发展援助的四分之一用于教育。在这一主张的范围内,在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举办的全民教育国际论坛上提出的一项建议已经被采纳,即将穷国的债务转为人类发展投资,这些投资优先关注教育。

教育与质量

  这是已建立的教育体系和机构遭到严重失败的一个信号,人们已经就基础教育提到了失败的几个方面。应消除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许多人指责教育体系面对社会和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存在着惰性,因为人们看到一方面是教育需求大幅度递增,另一方面传统的转播知识的机构其效率却在递减,这两者间相距甚远。一些专家认为,一方面是载体数量少,特别是书本载体少,而常规教育仍然大量依赖这种载体,另一方面是与信息和传播技术进步相关的媒体供给多样化(电影、广播电台、互联网),这两者间存在着差距。这种不对称越来越加重着现实教学机构的落后程度,使老师教学所教的内容和学生每天自己认识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由此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怀疑主义,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一种不再承认目的和动机的“理由危机”。

 

  因此只要人们不能将数字信息技术真正地纳入学校规划和教学之中,数字信息技术激起的希望就会破灭。在此方面,较之成绩平平的专门关于使用新技术的战略,人们应将使用新技术纳入更加广泛的战略之中。

 

  此外,尽管教学科研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教育机构仍有可能失去从中应得到的好处,原因是面对所公布的目标和学校面临的社会现实之间关系失调的问题没有反应。在教育方面进行的研究几十年以来将重点放在如何采取新方法来考虑教育步骤,而今后的教育步骤其重点是求学者。这些新的观念正在接替常规模式,按照常规模式,求学者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对知识没有什么贡献。但求学者获取知识并不是纯粹的接受,而是真正的创造知识,他所创造的知识又纳入了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网络(教师、同类人、家庭、社会,等等)。这样考虑问题,学习便将教师变成一个导师,一个学习过程的伴随者,而不是一个权威,强加已经编成法典的知识,求学者只能领会吸收。

 

  新技术在此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条件是新技术不能只是用于将传统的课堂互动和练习搬到技术媒体中去。最给人以希望的前景之一是将技术载体与解决问题的模式相结合,以此将教育从给现成的答案转变为另一种教学法,即提出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法。这就是向大学生和中小学生推荐一些教学情景,其中有一个要跨越的障碍,而解决这道难题需结合经验和运用理论知识。这些新教学办法的主要目的是激励想象和刺激动机。这样一项原则对于设计和制造具有教育功能的信息工具来说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启发灵感的源泉,可在学校范围内以及具有教学意义的校外机构中应用。

 

教师的培训

  对未来教育最具有刺激性的社会展望学观点是创造新的人文科学,以此恢复被一些陈旧的文人传统逐步放弃的地位,目的是弥补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使现代知识能够融会贯通。这些新的人文科学与这种复杂的思想体系齐头并进,Edgar Morin正是憧憬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到来,并认为这种思想体系关系到一种必须,即“必须促进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能够抓住全面的和根本性的问题,以便将局部的和当地的知识纳入其中”。特别是,为了不使某一学科堆积数据,变成死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求学者知道他要学习的知识所出自的场所是怎样运作的。科学家怎样工作?他们出自何种动机?人们在实验室里做些什么?为什么人们要写文学作品?在人文科学中人们寻求的是什么?这样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经常被目前的教育所忽视,而与相关职业人士互动可以使这些问题引人入胜,激发情感。

 

  解决这些广泛的教育问题取决于施教人员,而施教人员应经过培训,有责任在涉及自己学科领域进行技术、科学和认识创新,当然这也涉及到教育过程本身。对教师的培训应超越学科技能,因为新技术培训,而且还有思考采取何种手段来保证学生有动机投资学业,这些都是培训不折不扣的要素。主要的不是教师应学到什么技能,而是应培养一种能力,即在越来越丰富的供给中选择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软件和相关教育程序的能力。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确实如此。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第一位的是将重点放在改变生硬的教学办法上,以便以求学者为中心。此外,教育界人士是通过新技术进行远程教育优先关照的群体:熟练地操作传递知识与技能的技术设备,教师便可以从这些媒体中获益。最后一点,实现男女教育平等这个目标涉及到更好地动员教师注意与性别有关的定型观念,特别是因为对于学生而言,在超出了能力或技能范围的某一个学科投资往往关系到个人的身份,这其中包括性别。

 

  在终生培训的范围内,教师的功能是要向私人教师靠拢,包括充当远程私人教师。教师这个团体被理解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分享着他人的经验和实践结出的硕果,实实在在地面对着求学者,所以教师的作用对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面临着缺乏教师的危险,这不仅是在工业化国家,出于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原因,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其原因是人口增长造成需求扩大,以及财政问题和培训手段不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种现象因艾滋病肆虐而更加严重。使用新技术并不能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大量节省人力。但就目前而言,教育陷入了一个与其他领域一样的怪圈,人们一方面承认教育造福社会的基础作用,但教育从业者事实上又明显被社会贬值。在科研的某些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教师这个职业变得对毕业的青年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个职业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尊重,也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扭转这种倾向的惟一办法是根据在上文中提到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见受教育权一节),采取具体办法提高社会对这个职业的承认,并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报酬。中国为了解决农村地区教师缺口问题,提高了农村教师的工资:教师的工资现在超过了某些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当然,应该避免与科研决裂,人们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教师在大学以外从事科研。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铺设一些通道,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这些通道可以大大丰富相关人员的知识并充实相关机构。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知识社会的前景是美好的,只要人们放弃可套用于所有教育环境的“成衣式教育”思想。对此,应鼓励从初等教育起便进行外语教学,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来唤醒对外语的灵感,从教育的头几年起便开始学习至少两门外语,这样做可以开发一门和数门其他语言知识。革新计划应被视为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源泉,而不是现成的资源库,只需从中提取“成衣”的部件,不论是教育器材,还是教育步骤或观念均应如此。

 

“电子教育”:新技术和远程教育

  新技术为一种新的施教方法打开了道路,这种新的施教的基础是电子学习。电子学习这个词是指一个广泛的平台载体,可以此为基础使用新技术,在教室里通过计算机远程攻读开始出台的全部大学课程。虚拟教育提供了一种个人化的跟进学习方法,具有灵活的特点,便于进行学习管理,并在获取知识中具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性。互联网超越了制度性的教育供给,正在成为自主教学法的优先使用的媒体,为人们提供着非正式学习的工具,并可以使人们建立一些虚拟教室。

 

  互联网催生了一些虚拟求学者群体,他们肯定要扩大和多样化,并遍及教育的所有层次。不仅是在工业化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已经诞生了一些有名的远程教育机构。要知道,在十一所最重要的远程大学(开放性大学)中,八所是在不发达国家。这些远程大学经验丰富,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新技术,但对虚拟校园的投资依然太大。正如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行动计划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富国不做出巨大努力,国际社会不坚决行动起来支持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硬件基础设施,虚拟仅仅只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幻想:电子网络正在提高传输速度,降低传输成本,但只有付出极大努力,改进设备,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要想使虚拟校园运作起来,计算机和联网设备是不够的:不管人们是居住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比如说要想享受畅通无阻的局域网或迅速下载教材,必须有强大的计算机、高流量的联网设备、能干的工程师和网络管理员。

 

  一些著名的院校全力以赴想要提高网络教育的潜力。特别是马省理工学院便是如此,该学院通过开放性课程库(OpenCourseWare)计划,承诺将其全部课程的教材放在网上供人查阅:教学计划、笔记、练习和解题,以及参考著作。500个课程已经上网,另外1 500个课程将在三年内上网。因此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可以学到高等知识。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采取主动行动,实行同样的开放和分享智力资源的政策,其表现是每天都新增700万页,其中许多页在世界上没有对等的印刷品。电子教育已经在中等教育中实行,并针对若干目标:家庭教育(在美国约100万中小学生接受此种教育)、处境困难的学校(人们正为这些学校寻找替代方法)、相关中学(这些中学自己不能教授全部课程,想借助于网上推荐的人来完善自己的授课平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也开始变成事实,比如印度的国家开放性学校便是如此。人们看到,远程教育可以满足一些教育需求,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远程教育所依赖的模式比传统教育调节起来要方便得多。网上大学课程得到改善,相关毕业文凭更加吸引人,这就是在重新洗牌发牌,特别是在竞争最激烈的部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培训。就短期而言,混合模式似乎最有希望在正式教育范围内得到最大的发展。虚拟中学计划所依据的基础是远程教育对目前现存教育的补充与完善,而不是用远程教育替代目前的教育(见框注4.6)。

 

框注4.6 “虚拟中学”

  虚拟中学 (VHS) 计划是马萨诸塞(美国)的一个研究班子提出的,该班子对在学习中如何利用科技进行了研究。该计划是在1995年至1996年间问世的。联邦教育部向哈得孙市所有公立学校拨付资金,其中一大部分用于在头几年资助这项行动,这项行动在此之后得以持久进行,原因是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社团,该社团在成立两年后最终达到了财政自筹。

 

  2003年,在21个州里,每半年有约200名中学生和1 500名小学生参加这一行动,为此设立了150个课程。该计划最初是以相关中学为中心采取行动,这些中学则被邀请参加一个联合体。为了参加该计划,相关中学应指定一名或若干名教师承担教授150门课程中的一门课程。更好的做法是,一些教师接受培训,以便设计一门网上课程。由于外部顾问出谋划策并得到虚拟高中社团班子的支持,课程质量得到了保证。任何一名自愿任教的教师均接受网上培训,特别是学习如何管理集体讨论,如何关照注册的学生,学生除了具备面对面学习的素质和才能之外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素质和才能。

 

  中学之所以参加虚拟中学提供的教学服务,其主要原因是有可能稍微弥补一下他们自己授课的费用,此外他们的授课也可以灵活的方式进行。这些课程取代基础课程的情况极少:指导该体系主要是互补性原则,而不是替代。最近以来,在假期的几个月里给本学年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补课。考试及格率和学生的勤奋精神均得到提高。

 

  因此,数百名教师已经得到认定,数千名学生已从中受益。该计划引起的效果和反应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积极的,尽管虚拟中学的组织者们遇到了两大困难:一是许多国家没有制定网络教学方面的教育政策,二是网络教学就总体而言,没有“质量标准”可供此类教学的设计者和促进者遵守。因此这样一个计划要求人们付出很大努力方能保证授课质量和教学质量。

 

  英国启动了全国学习网政府行动,诸如此类的政府主动行动为可以做什么树立了又一个榜样。这就是尽可能多地连接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学习中心,以便形成一个具有教育功能的大规模虚拟资源中心。这些储存知识的场所采取无处不在的形式,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从任何地方进入。关于这一点,既然人们可以说联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宣告距离的死亡,那么远程教育一词便会具有一种悖论特点。如果人们考虑远程教育新的形式和提法,应该思考的正是个人和知识面对面的新模式。

 

  同时,远程教育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获取知识的经济限制宣告结束。电子教育马上就会面临涉足高级知识的研究工作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即获取问题。因此人们开始申报专利以保护学习方法;一些教授今后将会要求对他们所授的课程拥有著作权。面对这些变化发展,政策反应滞后,迟迟不能解决下述关键问题:如何出自教育和研究目的保护著作权?在Thomas Jefferson的时代如此被看重的“公平使用”的概念,现在又应怎样重新赋予其全部含意和全部可能性呢?

 

  就长远而言,电子教育除了打乱学习进度之外还预示着更多的东西;在一些专家眼中,开放性的远程教育最终将替代学校和课堂模式。一些人已经在想象,除了在家学习之外,还有一些社区学习中心,在那里按年龄段和工作与休假时间划分来组织个人学习的情况将会不见了:在社区学习中心里有一些孩子,但也有一些成年人,另外还有学习方向咨询办公室;在社区学习中心有些工作岗位连着一些数据库和网络;一些教师在指导学习,而在学习中模拟技术占据着重要地位。

 

  但就目前总体而言,还需要搞清楚距离和“求学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于传递知识而言仅有通信是不够的。对于打造知识和分享知识来说,仅仅只是点击鼠标还不足以获得或交流知识。因此在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电子教育有效这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虚拟社区确实能够从方方面面取代真实社区吗?远程家教能够激发并保持人们学习的愿望和动机吗?距离能与信任并存吗?怎样保证教学分享不损害各种各样的知识占有呢?

 

高等教育的未来

  高等教育机构应在知识社会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而知识社会将建立在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传统结构彻底颠覆的基础上。近五十年来,大部分是出自欧洲大学模式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人数爆增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见框注5.1)。随着知识的进步,教育也呈现出多样性。国家财力有限,这越来越促使大学向其他筹资方式开放,特别是向私人资金开放。因此,在大部分国家里,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有国立的机构也有私营的机构,有综合技术学校,工程师学校,商业和管理学校,远程教育中心,科研院所,企业分支机构,等等。难道应该认为今后不再是单一的大学模式了吗?而十九世纪可能还是这样的模式呢。

 

框注5.1 高等教育大众化

  在高等教育中,注册人数在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多,据估计,大学生从2 800万增加到 6 900万,2002年达到1.22亿2。根据某些预测,大学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1.5亿3。这种变化不仅仅只是富国特有的。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口大幅度增长促进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展,由此增加了高等教育的人数,尽管比例比欧洲和北美洲小一些。

 

  因此,在那些富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60年代的2.2%提高到2002年的59%(欧洲),从7.2%提高到55%(北美),而在那些最不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仅只是从1.3%提高到4%(拉丁美洲从1.6%提高到29%4。由此可见,富国和穷国之间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存在严重的差距(见下表):

 

 2002/2003年各国第三级教育(CITE 5+6)总入学率

 

 

 由于国家补贴的减少,高等教育机构常常不得不向私营部门开放,以增加自己的活动余地。高等教育机构“商品化”的危险确实存在,虽然面对这种挑战,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那些有着悠久大学传统的国家一般不大受这种高等教育提供渠道多样化的威胁。最令人担心的是那些没有大学传统的国家,因为与知识社会的兴起相伴而来的常常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出现。因此一些评论家有时谈到知识的“麦当劳化”。应该保持警惕,不要让这种倾向最终歪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

 

  尽管没有单一的组织模式,但人们如果希望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在建设知识社会中充分发挥支柱作用,就必须保证这些机构的质量、恰当性,并进行充分的国际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联合国系统的大部分部门、计划或机构最为常见的是仅仅采取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业措施。在这些机构中,只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履行这一使命,完成相关的任务,以确保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恰当性,同时促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走向高等教育市场?资金问题

  资金来源多样化说明社会支持高等教育,因此应进一步给予加强,以确保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其效率和保持其质量及针对性。公众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支持也很重要,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完成教学和为社会服务的双重使命。

 

  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有成本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社会发现并试验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投资生产和传播知识。在培训和教育方面,不管系统如何合适,甚至出色,人们都应考虑文化、社会和认识成本——这种成本大部分不能以货币单位计算,而且还应考虑投资系统与明示或暗示的任务和目标相符的成本,以及从一个投资系统向另一个投资系统过渡的成本,不论这些成本是资金成本,还是社会成本或文化成本。

 

  各国的高等教育投资系统是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全都介于两者之间:一是公众直接的非集中投资(由大学生及其家庭支付),二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集中投资(通过公民纳税);此外还应考虑到各种补充因素,如奖学金。直接投资可以保证知识需求与供给相符,这样做可以让学生和助学者负起责任来。公众投资理论上可以保证一定程度上的机会平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洲模式的大学投资政策主要是国家的事。私人投资是逐步出现的,在欧洲最初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北美比较得到肯定。美国不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大部分均发展成具有强烈竞争性的企业型机构。学生就像一个顾客,他要求得到与他付出的金钱相当的培训,而学费通常极高,由学生个人承担。在这个市场上竞争有时是残酷无情的。大学为吸引最有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毫不犹豫地竞相提高他们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这些大学的管理还涉及到向私营部门募集经费。这种商业组织办法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美国有约三千家之多,从最有名的大学到基础学院,一应俱全。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大学的水平和自己的愿望选择上哪所大学。这种管理方式是借鉴媒体和广告技巧。比如说,向一个体育队提供资金如同科学素质一样可以树立一所大学院校的名声。

 

  以商业组织的形式开办大学和教育服务商业化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特别是因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普遍投资今天已成问题,这种国家投资被认为不能满足人数增加的需要。没有更多的经费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就不能应对知识社会的崛起提出的挑战。必须做出努力,因为一些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过时,而且教育和科研方法的更新增加了成本。

 

  但一些专家警告人们小心高等教育“商品化”的危险。教育服务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这是一个事实:2002年,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占整个服务市场的比重超过了3%。对一些国家而言,高等教育服务甚至成为主要的出口项目之一。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数字,2000年美国从接收外国留学生中获得的收入达到102.9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国家投资总额)。美国成为接待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其次是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此方面增长幅度最大,这得益于它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坚定不移地实行国际化政策。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高等教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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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需要。没有更多的经费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就不能应对知识社会的崛起提出的挑战。必须做出努力,因为一些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过时,而且教育和科研方法的更新增加了成本。

 

  但一些专家警告人们小心高等教育“商品化”的危险。教育服务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这是一个事实:2002年,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占整个服务市场的比重超过了3%。对一些国家而言,高等教育服务甚至成为主要的出口项目之一。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数字,2000年美国从接收外国留学生中获得的收入达到102.9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国家投资总额)。美国成为接待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其次是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此方面增长幅度最大,这得益于它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坚定不移地实行国际化政策。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高等教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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