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系列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建设知识共享的二十一世纪

 

目录

引言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网络社会、知识与新技术

学习型社会

走向全民终身教育

高等教育的未来

研究革新?

科学、公众与知识社会

知识社会中的风险与安全

知识:化解风险的妙药?

知识社会,新风险的祸根?

知识社会与贫困作斗争

迈向可持续发展社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

集体行动的多元化前景

绿色革命的经验

科技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和共享的发展

当地知识和语言多样性

迈向全民知识社会

结束语

建议

 

 

 

引言

  历史和人类学告诉我们,自远古以来,很可能所有社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曾经是知识社会。那么建设知识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知识的掌握都和一大堆不平等现象、排斥现象和社会斗争如影随形。长期以来,知识都被圣贤或秘密社团成员所垄断。这些保留型知识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保密。从启蒙运动时代起,民主要求是建立在开放原则和公共知识空间缓慢出现的基础上的。这一要求的进展使普遍性思想、自由思想和平等思想得以传播开来。通过书本然后是印刷技术传播知识,以及通过学校和大学为所有人传播教育一直伴随着这一历史性变革。公共知识空间的理想是教科文组织及其组织条例的基础,但并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如今,新技术的传播和因特网作为公共网络的到来,似乎为开拓公共知识空间提供了新机遇。从此以后,我们是否拥有平等和普遍获取知识、并真正实现知识共享的手段呢?知识共享是真正的知识社会的拱顶石。名副其实的知识社会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全球知识社会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所有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第一章《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一章强调巩固全球信息社会的两大支柱——人人享有信息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性。这两大支柱的保障情况还很不均衡。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基础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技术进步。实际上,在享有信息源泉、信息内容和信息设施方面的不均衡现象难道不会影响信息社会的全球特性,从而影响知识社会的发展吗?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有的人甚至毫不犹豫地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和传播新技术革命,并伴随着知识体制的变革。几十年来,这些大规模技术变革一直影响着知识的创造手段、传播手段和处理手段,以致于有人认为,我们将迎来知识的新数字时代。第二章《网络社会、知识与新技术》对这些变化及其相关情况进行了探讨:知识经济和非物质经济,以及新技术对网络知识的影响正是变革的中心内容。另外,随着知识保存方式的更新,我们不正从记忆社会走向知识社会吗?

  第三章《学习型社会》表明,在教学方面,在这些变革发生的同时,知识拥有者的兴趣是如何转移到努力获取知识的人们身上的,不仅在正规的教育体制方面,而且也在职业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方面。而在这两个方面,报刊和视听媒体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旧有模式被越来越快的变化所颠覆,“边做边学”的做法和革新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社会的知识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学习模式远远冲出了教育界,传播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任何组织——不管是赢利性还是非赢利性组织——都应当强化学习功能。为此,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都应当增加知识场所和知识媒体的数量。

  第四章《走向全民终身教育》探讨实现这一新动力对实现全球受教育权的影响。人人接受基础教育是重中之重。成人教育对那些基础教育需要仍远未得到满足的国家而言可能不太有现实意义,但是,如今,由于成人教育是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其意义也不可小视。大部分社会展望学家都预言,就业的不稳定性将加剧。因此,全民终身教育计划可以为此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另外,最好侧重于越来越明显的教育私有化趋势,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而且这一趋势也开始蔓延到其他阶段的教育。全球入学计划和提供适宜的教育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能够有效实施并获得成功。这也取决于教育质量。很多影响教育质量的因素早已明确:学生和老师的数量比、教师的培训、基础设施的质量或为师生提供的器材。这些因素和教育开支(特别是公共开支)密切相关。

  第五章《高等教育的未来》探讨的内容也是教育和培训,但更主要是:面对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知识传播模式和知识应用模式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社会里所起的基础作用。如果说随着知识的增进,教育形式越来越趋向多元化的话,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给国家预算带来了新的负担。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寻求其他融资方式,特别是面向私人资本。就这样,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复杂体系中,单一的大学模式不复存在了。对于这个现象,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的话,没有大学传统的国家将首当其冲,从而导致出现不折不扣的高等教育市场。为了确保新兴高等教育体制的质量和适用性,就要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

  第六章《研究革新?》强调指出科技的重要意义。事实上,“知识社会”的理念本身就是科研和革新得到发展的结果。目前,科学主体和场所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科研活动的市场化倾向,它们有责任在科学、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交叉地带建立科研和革新体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能为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带来好处的科研和革新体制。知识共享新模式——如合作实验室——是有待深化的途径。只有这样,科技才能有助于建设以争取大多数人的参与为基础的知识社会。

  第七章《科学、公众与知识社会》阐明了公众在关于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和科研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福利和风险的讨论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在引导科研和革新的方向上,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技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日益成为激烈的道德和政策讨论的中心内容,尤其是在出现食品、人口和环境问题的情况下。从那以后,科技成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属于相关主体责任的范畴,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或私营部门的决策者。这一新情况要求重新制定标准,要求科学家加强道德建设、公众增加科学修养。这就要求重视道德委员会、科学教育和对公众进行有效宣传的重要性。这些都被视为科学技术的成功媒介。

  第八章《人类在知识社会中的风险与安全》探讨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大量主体享有充满希望的知识资源,这种情况也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导致产生难以预料的危险。知识社会的发展不正是应对这一复杂的新情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吗?面对各种风险的出现,对知识的适当管理是否可以摆脱恐惧和束缚,并降低复杂社会到来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呢?

  知识社会的发展是否会加剧目前的文化单一化倾向呢?第九章《当地知识和土著知识,语言多样性与知识社会》探讨的正是这一悖论:随着知识社会的发展,在世界各地,有些语言消亡了,有些传统被遗忘了,有些脆弱的文化被边缘化了或无人继承。当人们谈论知识社会的时候,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知识呢?人们往往会产生疑虑:这个词汇的意思只不过是指科技知识——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科技知识。那地方知识特别是本地知识呢?多元化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语言多样性大大方便了知识的获取——特别是在校园里。面对信息革命过程中标准化风险和格式化风险的蔓延,在分析知识社会的同时,不可不深入思考语言多样性的未来以及保持多种语言的手段。知识社会应该面向对话、知识共享和翻译所带来的好处,因为翻译可以创造公共空间,有利于保持和丰富各自的多元化特性。

第十章《从接触到参与:走向全民知识社会》强调指出知识新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一新观念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排斥因素,而是有利于全民的充分参与。不过,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由知识造成的不均衡现象(数字鸿沟、科学鸿沟、不发达国家大面积文盲现象、“人才外流”等)。这些重重叠叠的不均衡现象造成了真正的知识鸿沟——如性别不平等现象。知识鸿沟说明,一旦把知识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理解为推动知识经济或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本身是包含着排斥力的。如果不倡导以共享和合作为基础的新道德,最发达国家的资本化趋势必然会导致剥夺最贫困人口的基本知识财产——如:医药和农学新知识,并产生特别不利于知识发展的环境。因此,必须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开拓公共知识领域两者之间建立平衡:全球知识共享应当成为向知识社会过渡的中流砥柱。

 

 

 

 

 

 

 

 

 

 

第一章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

信息和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知识社会的崛起创造了新的条件。当然,处于孕育阶段的世界信息社会只有成为更高、更理想的服务工具时才有意义,即在世界范围内打造知识社会,因为知识社会是所有人,首先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源泉。为此,信息革命提出的两个挑战显得特别突出:人人享用信息和实现表达自由的前景。实际上,在接触信息源、信息内容和信息基础设施上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难道不是正在损害着信息社会真正的世界意义吗?如果信息自由流通受到阻碍,或者信息本身受到审查或操纵,怎么能谈得上世界信息社会呢?

知识社会,发展的源泉

知识社会的核心是“为了创造和应用人类发展所必需的知识而确定、生产、处理、转化、传播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而人类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其基础是与自主化相适应的社会观,这种社会观包括了多元化、一体、互助和参与等理念”。正如教科文组织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知识社会的概念比技术和连接概念更加丰富,更加有利于自主化,尽管技术和连接概念常常是人们在讨论信息社会中的中心问题。技术和连接问题所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和全球网络管理:这些问题当然极为重要,但不应被视为是问题的全部所在。换言之,世界信息社会只有促进知识社会的飞跃,并以“促进以人权为根基的人类发展”为目的才有意义。这个目标之所以特别关键,尤其是因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化新阶段推翻了许多标准,加剧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甚至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因此教科文组织认为,只有建设知识社会才能“铺就通向世界化进程人道化的道路”。

人权在知识社会中的重要性

“人类发展”和“自主化”是知识社会理念的核心所在,以此为中心展开的行动应能更好地实施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与此同时使反贫困斗争和发展政策更加有效。因为知识社会的飞跃要求在知识和发展之间构建新的联接,知识既是满足经济需求的工具,又是发展的一个正式构成要素。知识社会飞跃的基础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力,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力突出说明了反贫困和促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知识社会崛起中,人们不能仅仅只满足于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减少进入世界信息社会的不平等,克服作为这种不平等基础的经济不公平和教育不公平。还应首先提出建设性的原则,即捍卫和促进世界人权文书中宣告的权利和自由,首先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两个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际上知识和教育难道不是权利最有力的保证吗?“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法律”这一格言,不仅仅只是说明每个人都有义务知道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还提醒注意承认权利和知道权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一项权利,就像奠定这项权利的伦理原则一样,首先应该被人知道,然后才能被人主张和被人承认。

此外,知识、思想和觉悟是人的特殊尊严的构成要素,由于人具有特殊的尊严,人成为权利的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提出了人的尊严和“为了正义、自由与和平传播文化和使所有人受到教育”之间存在着这种联系6。因此基本权利和自由现在是并且将来仍将是知识社会的核心。正如教科文组织在筹备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之际强调指出的那样,“为建设知识社会而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应以基于人权的人类发展为目的”。

表达自由和“自主化”

在所有这些基本权利中,必须强调指出表达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即“知识社会所依据的基本公设”。正如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第59(1)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表达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宣告了这一原则: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找、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除此之外,这一权利还得到另一个条约的保证,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9条所使用的措辞极为相近。世界信息社会的飞跃应激励这一权利得到完全实行,正如《宣言》所规定的,“不论国界”。因为表达自由是实现上述“自主化”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行表达自由要求严格尊重上述权利,这方面的进步应伴随新技术的传播(无信息审查或检查,数据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媒体多元化,新闻自由)。此外还要求保证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有保证了个人的基本权利才能确保他们自由参加知识社会(言论自由,言语自由)。在信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社会里,表达自由的飞跃有助于传播伦理标准和原则,而伦理标准和原则将是处于流通状态的信息质量的保证。强调表达自由涉及到尊重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宣告了这种自由。因为要想建造真正的知识社会,就必须坚持信息的自由流通:如果人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信息流出发生产新的知识,信息就必须能够得到交换、对照、批评、评估和“反刍”,同时进行科学和哲学研究。

因此,表达自由和科研与创造自由只要得到充分的尊重,便是借助于发展世界信息社会来建设真正的知识社会的保证。强调表达自由,就是强调开放和对话精神,而开放和对话精神应主导知识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交流和公开辩论。表达自由是在某个社会中将个人与个人有效联系起来的保证。没有表达自由,尽管可能有知识,但不可能有知识社会,也不会有知识共享。

知识社会中的表达自由和反贫困斗争

正如Amartya Sen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样,捍卫表达自由不能被视为仅仅只是一项政治原则,因为表达自由同样还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这种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使表达自由极为有利于促进发展。着眼于未来的知识社会建设,有效促进世界信息社会中的表达自由可以促进解决许多政治问题,如出自政治目的对信息进行审查和操纵,或者是监督扩大化的风险,而且还可以解决许多经济问题,如预防饥荒,缩小数字鸿沟,或者是反对发展的不平等。信息和内容的自由流通还可以促进提高公众意识,不论是出自公共健康目的还是出自预防灾害目的均是如此。

联合国于2000年在纽约召开了千年首脑会议,会上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知识社会的飞跃可以强有力地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因为新技术是社会变化的源泉,但只有通过表达自由、知识、民主原则和公正理念相结合,新技术才能成为人人得到发展的希望,而表达自由、知识、民主和公正理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根基。正是有了这种人人得到发展的希望,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定能实现知识社会。

 

数字互助

今天,仅有11%的世界人口能够进入互联网。而这些“被连接者”中有90%来自工业化国家——北美(30%),欧洲(30%),亚洲/太平洋(30%)。猛一看,这个数字正确反映了新技术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实际上,人们所谈论的是世界信息社会,是铺向“全世界”的“蜘蛛网”(world wide web)。可就事实而言,82%的世界人口仅占世界联网人口的10%。这个“数字鸿沟”首先是一个能否享受基础设施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应想到迄今仍有近20亿人与电力网无缘——就目前而言,这仍然是普遍接触新技术的一个基本条件。此外还存在一个支付能力问题,这个问题特别尖锐,尤其是因为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相比,电信费用仍然极高,不论是从绝对值还是从购买力上来看均是如此。计算机也很昂贵;至于互联网服务的提供,在城市中仍然是一项极高的投资,而渗透到农村的微乎其微。此外,对于那些每天都得首先为吃饱肚子而奔忙的人来说,熟悉信息工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这些上网问题以及上网所引起的相关经济问题,是联合国系统的相关组织应负责解决的问题,这个组织专门负责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它就是国际电信联盟。

但“信息排斥”既与上网和连接有关,也与内容有关。信息排斥即涉及到数字鸿沟,也涉及到认知鸿沟,并且还可追溯到教育、文化和语言壁垒,而教育、文化和语言壁垒使互联网对那些被禁锢在世界化边缘的民众来说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陌生东西(参见框注1.1)。

框注1.1 多种形式的数字鸿沟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罪行,但也是最少受到惩罚的罪行。

据估计有1.13亿至2亿妇女从人口统计中“消失”。她们或是死于杀婴(重男轻女),或是得到的食物和医疗少于父兄。

据估计,世界各地每年有700 000至4 000 000个妇女被迫卖淫或被卖入娼寮。性奴役带来的利润据估计每年在70亿至120亿美元之间。

在全球范围内,15岁至44岁之间的妇女由于男子施暴而致残致死的概率超过因为癌症、疟疾、交通事故或战争而致残致死的概率的总和。

每三个妇女中至少有一人在一生中有被殴打、被强迫性交或受虐待的经历。施虐者往往是她的家庭成员或某个熟人。家庭暴力在世界所有地区,而且在不同的背景下,例如在不同的族裔、教育、阶级和宗教背景下,都是发生次数最多的虐待妇女形式。

据估计,每年有200万女孩生殖器官被切割,每15秒钟就有一个。

在世界上的很多冲突中,有系统的强奸是一种制造恐怖的武器。在1994年的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据估计有250 000至500 000妇女被强奸。

研究显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与艾滋病毒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表明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更为可能经受过暴力,而经受过暴力的妇女感染病毒的风险较大。

数字鸿沟还直接涉及到教科文组织的行动。如果我们想要以人类发展为目的促进知识社会的飞跃,当务之急是解决数字不平等,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因此,教科文组织应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提出解决方法来缩小数字鸿沟。教科文组织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了四项原则,其目的是引导在此方面的政策制订。四项原则中的第一项原则是普遍获得信息:此外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超越了数字鸿沟的范围,因为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知识的“公有领域”在世界权利结构中所应占据的地位,这些权利包括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保护。教科文组织特别希望能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以便使电信方面的费率政策和上网价格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经济能力。另外三项原则,即表达自由、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全民教育,与数字鸿沟并非没有关系,因为这三项原则每项都涉及到上述因素中的某一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加重了数字鸿沟的影响。我们还将在本报告的范围内探讨这另外三个领域。

一个世界信息社会?

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新技术的各种不平等因素彼此交错,形成了真正的全球数字鸿沟,这必然会损害新技术飞跃的普遍性。如果说互联网似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距离遥远的影响暂时被克服了,但数字鸿沟却在提醒我们,一张互联网地理图确确实实始终存在着。网络扩张图跟随的是发展地理图。此外,人们注意到,互联网服务器装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有着某种极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一些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在互联网装备方面最初相对落后有时可能是因为制度方面的原因。难道说新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加大富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吗?

事实上,形成数字鸿沟有着深刻的原因,这使得南方国家迎头赶上特别困难。因为工业装备的不平等导致了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等,而基础设施是传播新技术的动力。由此可见,工业发展不平等与接触信息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影响着世界“网民”分布的不对称性特别明显 (见图1.1)

显而易见,网民地理图与基础设施地理图很相近,如世界主机分布图所示 (见图1.2)。

最令人忧心的事实是数字鸿沟似乎还在扩大,正在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内进行的讨论也指出了这一点:贫困人口仍然接触不到或很少接触互联网,而工业化国家的“网民”人数迅速增加。诚然,不可否认的是自1990年代末以来新技术的传播大大加快;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联邦在此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注目。但在世界的另一端,撒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仅仅只是取得了缓慢的进展,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除外。

如以下图1.3所示,即使是在网络连接最佳的国家中,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北方国家上网费用低,流量大,而南方国家,即便是能联上网,可是网速慢,网费极高。

因此,对那些低收入水平、低电话密度(连接电话网)的国家而言,通过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根电话线上网,其网费明显要高于高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电话密度每提高一个点,网费就会大大降低。例如在孟加拉国,一年的上网费可以养活一家人一年,而在菲律宾,上网甚至不是中等阶层所能负担的,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由于缺乏特殊政策,目前在进入互联网方面的不平等显然还要持久下去。我们看到,北方国家,特别是北美,在信息和传播技术市场占据着主导统治地位。这种优势诱导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首先与美国联网,或优先问津美国电信运营商,这样一来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地位(参见框注1.2)。

框注1.2 设备问题

作为联网问题的上端,设备仍然是不平衡的另一个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台计算机的价格是几年的工资。因此,个人计算机的数量按人口比例分配严重失衡:

 

但是,工业化国家信息设备迅速过时可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的设备再分配打开道路。当然还有另一个不平等因素:工业化国家使用的是高流量,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满足于过时的调制解调器,忍受着令人沮丧的等待时间。尽管如此,有一台计算机,哪怕是旧的,性能不先进的,也比连一台计算机都没有要好得多。此外,这样一种重新分配机制是根据工业化国家的个人、企业、组织和政府的自由决定,并根据共享原则,这种机制表明了一种数字互助的精神,有利于减少造成数字鸿沟的经济不平等因素。但这样一种行动的可行性其前提是所有各方共同努力解决各种困难,即肯定会遇到的物流困难(特别是运费),以及法律困难(软件许可转让)。

为了真正的数字互助

如果人们希望新技术为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真正“知识社会”的飞跃,那么缩小数字鸿沟是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信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决策,不能仅仅只依靠经济机制。但这样一种挑战不能仅仅由各国政府来应对。只有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合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密切合作才能应对这一挑战。正是本着这一精神,由全球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于2001年7月在热内斯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由国际专家小组拟定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新技术应在发展战略中发挥作用,为消除贫困做出自己的贡献。联合国组织也于2001年11月成立了一个负责此问题的工作小组——“联合国信息和传播技术特别小组”,其人员组成反映出这样一种关切,即联合一切有关方面,共同致力于思考和确定行动战略。近几年来经济界人士提出了一些同样的倡议,如《消除数字鸿沟世界倡议》,这个倡议是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若干私营大公司正在为该倡议做出贡献;又如《数字机遇倡议》,这个倡议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马尔克勒基金会(民间社会)和阿桑杜尔公司(私营部门)合作发起的。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筹备工作诞生了数字互助原则,该原则要求信息社会各国及各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来减少接触新技术的不平等因素。在最可行的途径中,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提出了建立数字互助基金的主张,该基金已于2005年3月14日在日内瓦正式设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设想也在考虑之中,如发展富国和穷国地区或城市之间的伙伴关系(或友好关系)。一些参加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城市,特别是日内瓦和里昂,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样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也成为许多集体措施和当地措施的中心内容,例如向发展中国家捐赠信息设备或教科书。

所有旨在鼓励数字互助的建议,不论是最“技术性的”还是最“政治性的”,均应得到认真研究。比如,鉴于目前许多网络(电话、电缆、卫星)使用不足,一些专家建议以优惠的资费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就此而言,各国政府的政治选择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南方电信费用昂贵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税费极高,令人不堪重负,因此如果想要促使电信费用降低和促进信息飞跃发展的话,改革税收政策似乎势在必行。据一些专家认为,电信市场更加自由化是在许多国家降低电信费用和促进互联网发展的另一个条件。此外,私营部门做出贡献对缩小数字鸿沟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更好地使用网络可以降低电信费用21,因而有利于更多人使用网络。

此外,南方国家需要一种务实而又费用低廉的方法来适应各地不同的情况。因此,信息传输网络的多样化(地球同步卫星或异步卫星,赫兹地面网络或电缆,光纤,wifi, 诸如PDA 等新移动终端),虽然对于“技术趋同”的假设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但今天可以使投资方案根据不同的国情和当地情况因地制宜。不能预见国际社会是否有朝一日会就享受新技术“普遍服务”问题取得共识,但现在我们应提醒注意的是,数字鸿沟具有多种形式这种特点,这涉及到对相关各种问题应采取总体步骤,而不能局限于某一种纯粹技术性的解决方法。

信息和传播新技术

如果说新技术的传播加速了知识社会的飞跃,那么诸如书籍、无线电广播或电视这些较古老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贡献在这一进程中并非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就像新技术一样,电力和无线电传声波同样可以参与建设知识社会。比如,非洲是一个以说为主的大陆,无线电广播很可能在长时间内继续是最大众化的媒体,这不仅仅只是对文盲人口而言。因此,今天虽然是互联网和新技术时代,但支持建立农村和城镇无线电广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多亏了无线电广播,而不是互联网,许多贫穷、与世隔绝的社区可以向自己成员,特别是妇女提供机会,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参与政治生活,获取大量信息和知识,特别是对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公平地分配收音机和电视机,因此在缩小数字鸿沟的同时应继续这种努力。“老”信息技术和新信息技术不是彼此取代,而是互相补充,因为“老”信息技术有效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而且为接触新信息技术提供了方便。尽管使用这些“老”技术的地理分布图有失公平,但依然使人充满希望,希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固定电话线路在世界上的分布与数字鸿沟的地理分布图非常接近(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连接程度、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路是互联网飞跃发展的相关部分)。不过就收音机(见图1.4)和电视机(见图1.5)的世界分布而言,南北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较小,北非的情况特别说明这一点。

 

此外,许多新的数字技术也是诞生于一些较老的技术,如数字电视和移动电话便是两个重要的例证(如图1.6所示)。不过移动电话在一些大陆赶上了固定电话的发展(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特别明显)。

移动电话提供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工具,打破了一些偏僻地区的闭塞状态。在这方面,人们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工业化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过渡的进展情况相似,尽管在时间上有差距,如图1.7所示,芬兰在工业化国家居于首位,2002年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者达人口的84%,如图1.8所示,在发展中国家(如摩洛哥),与固定电话相比,移动电话的飞跃特别迅速。

 

 

 

互联网确有魅力,但这不应使我们忽视广播电台和移动电话同样可以方便获取合适、准确和高质量的信息。真正地以多种方式进入世界信息社会应该受到鼓励。正如社区多媒体中心这样的范例所表明的那样(见框注1.3),缩小数字鸿沟往往可以通过采用“老”技术和新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成立一些名副其实的知识社团来解决。

 

框注1.3 社区多媒体中心

  实现“人人拥有一台计算机”的目标现在依然是那么遥远,社区解决办法可以提供一条令人感兴趣的途径来缩小数字鸿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教科文组织选择了参加建立社区多媒体中心行动,这项倡议是于2003年12月10日在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之际发出的。社区多媒体中心采取总体步骤,将接触、学习和组合新老技术这三者相结合,将距离最近的广播电台与社区远程中心的基础设施相联接,如联网的计算机、电子邮件服务、电话、传真和复印机。这样做可以使当地的使用者变成新技术的经常使用者,方法是通过一种新“公共交通手段”,即公共信息手段。鼓励因地制宜地使用新技术、共享经验、通过实践来学习,这便是社区多媒体中心倡议要达到的目的,该倡议表明,就是在当地也可以有效地为缩小数字鸿沟做出贡献。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许多解决办法已经存在,能使我们缩小数字鸿沟,只要我们对此清楚地表明政治意愿。我们还应提醒注意,普及知识能够促进根除某些形成数字鸿沟的决定性因素,但妨碍知识社会普遍飞速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是数字鸿沟,而是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在生产知识和参与知识方面存在着不平等。本报告第十章将专门论述这种认识鸿沟提出的挑战。

表达自由:知识社会试金石

表达自由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世界信息社会不是建立在表达自由的基础之上,那么谈论世界信息社会的到来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本章伊始我们提到了普遍宣告的国际文书中的相应规定,根据这些国际文书,表达自由涉及到言论自由、言语和写作自由、新闻自由、接触信息自由和数据与信息流通自由。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信息社会。因为表达自由是与必不可少的科研与创造自由相辅相成的,唯有表达自由可以保证世界信息社会不是一个世界假信息或伪信息社会。此外,《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宣告的自由也保证不论是在世界哪个角落,个人不会使自己淹没在信息革命制造的大量模糊数据之中,因为正是通过寻找相关的信息、交换、共享、讨论、民主辩论和自由的科研和创造活动,信息才能变成知识。因此,表达自由不仅是能否实现真正的知识社会的第一保证,也是真正的知识社会长久存在的第一保证。

此外表达自由还是使所有人能够获得尽可能可靠、内容广泛信息的保证。表达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从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讲,利用基础设施和缩小数字鸿沟,而且也是享受基本权利的政治保证。表达自由还鼓励人们对世界信息社会中交流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提出质疑。难道实际上所有的信息内容都值得接触吗?当一些弱势的公众面对可能给他们带来伤害的内容时(如那些“日子过得不舒心”的青少年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真实的自杀或厌食“操作方法”),对表达自由应采取何种态度呢?以拒绝审查的名义完全放任自流?或者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和人类尊严或尊重种族大屠杀受害者而限制公共接触范围?众所周知,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表达自由却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项人权。

表达自由在世界信息社会中的现实性

表达自由与体现这一权利的各国立法今天均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技术和互联网飞速发展这一挑战,因为新技术和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思想和言论的传播范围。表达自由与启蒙世纪、政治自由主义以及支持宽容、新闻自由和反专横运动同时诞生,表达自由从一开始便被构想成一种消极的自由,即一种从国家或宗教权力机构的压制和强迫那里争取到的自由。今后,在网络时代,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取得法律进步之后,当表达自我已经成为一种规则的时候,表达自由已经变成一种积极的自由,体现出新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表达自由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这势必会对表达自由的定义提出质疑,再度激发人们辩论如何对表达自由进行调节和限制,在一些人看来,应对表达自由进行调节和限制。正如以下框注1.4所表明的那样,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后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确实打破了游戏中的力量平衡。迄今为止,窃听电话谈话、关闭一家报纸、禁止使用某一赫兹频率,甚至是建立干扰广播发射系统,这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是相对容易办到的事,表达自由的绝对意义在于必须保护那些弱势人群,即媒体从业人员。今后,信息流通于互联网上,面对信息的不可捕获特性,常常束手无策的正是国家,因为网络空间为各式各样的不同政见提供了讲台。许多辩论充分阐明了这一发展趋势,例如将来是否应对新闻审查制度设立时效期限,超过这一期限便再也不可能因其内容而控告一条电子广告呢?

知识社会中的信息自由和媒体多元化

在处于孕育期的世界信息社会里,表达自由这一原则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正在崛起的知识社会中应强调一项首要原则:信息自由(其定义是获取国家当局持有的数据、定期接收涉及国家当局主动采取行动的信息的权利)。实际上,在这种新背景下,掌握知识所赋予的新权力可能会诱使那些有知识的人利用无知识的人仍处于愚昧状态为自己谋取私利。提到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知识社会,人们会想到古埃及及其文人阶层,或者是皇帝统治下的中国及其科举官员,这些知识社会是神秘社会。如果想促进人人参与,那么,自由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权利可以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发挥调节作用。因此信息自由可以保证知识社会的民主性。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行使这种权利是多么有利于发展公共信息领域,而公共信息领域正是分享知识的关键。

信息自由并不是与获取多样化、高质量的信息的权利没有关系,而获取多样化、高质量信息的权利有利于实现媒体的多元化。显然,无线电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的记者、发行人、编导都是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的载体和保证人。因此他们是促进真正知识社会飞速发展的主要行动者,只要他们有此雄心,也正因为这样,教科文组织特别看重他们特有的这一使命。他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尽可能地为传播高质量的信息内容做出贡献,因为高质量的信息内容有利于个人接受文化、知识、宽容和他人。

 

框注1.4 “安全”转折点?

许多国家的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后在安全问题上做出大转折,这种局势近来对表达自由产生了干扰,但在更久以前这一转折便初露端倪。国家安全压倒一切,始终是暗中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知无不言的权利。比如,整个一系列的信息,从绘制战略要塞图到发表某些科学发现,可能会使人敏感,因此被排除在信息自由流通之外。

 

  在目前的反恐斗争中,知识成为一种战略资源。此外十分明显的是,凡出现新的检查、审查,甚至是镇压技术,势必随之而来的是开发出新的表达技术,各个国家今天完全清楚怎样监视内容、确定入网点,关闭网站或跟踪非法形式的异端势力。此外各国为此使用一些常规的调节手段,如通过强加一些规定限制入网,比如必须登记或获得许可;通过过滤数据限制一些内容,官方鼓励“自查”;发展越来越先进的监视技术。此外,国家还可以正式强加一些入网规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者是鼓励私营部门自行采取防范措施,拒绝某些“不受欢迎的”用户上网。将国家审查分包给私人运营商,或者更有甚者将审查私营化,这种现象的出现十分令人担忧,因为已经发现一些分销商宁愿收回一些被当局认为是不恭敬的广告,也不愿意失去一个大国的市场份额。

 

  但就是在一些民主国家里,也不能避免传播信息的中间人出自商业利益而在某些程度上滥用表达自由。“表达”和“商品化”往往是服从于一些可能是自相矛盾的逻辑,在某些条件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某个人将自己喜欢的连环画人物形象放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而没有事先向权利所有人支付专利费,这样做便可能导致侵犯著作权。保护商标图案也可能会引起对表达自由进行某些限制。此外,媒体业谋求商业利益,多元化作为民主之根本须加保护,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巧合呢?我们将会看到,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公共领域之间采取平衡的措施。

 

表达自由和其他权利

表达自由和其他权利之间的仲裁:迈向共同的原则

  正如我们强调指出的,联合国大会已经宣告,表达自由是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1946年12月14日第59/1号决议)。但表达自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与其他普遍公认的权利或原则发生冲突。一些“内容”不是与一些“行为”一样有害吗?例如,千山广播电台在煽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举此一例便足以说明问题。为了预防煽动种族仇恨、“种族清洗”、甚至是种族大屠杀或反人类罪,难道人们还会抱怨审查吗?例如,对某些内容进行处罚属各国立法的管辖权范围,最为常见的是服从各国的规定,而各国的规定彼此相差甚远,因此势必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对行使表达自由进行原则上的限制(或“合理的”限制)的可能性。

 

  民主国家的立国之本是法治,在这样的国家里,两个理念越来越有所不同,这两个理念分别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阐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将表达自由列为民主原则本身:没有表达自由,任何社会均不能自称是真正“自由”的。因此对表达自由不应有“合理的”限制,这既因为所有人不大可能对限制是否合理达成一致意见,又因为不会发生“滥用”表达自由的情况,因为思想辩论本身引入的就是一种调节。保护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应该是绝对的,没有例外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捍卫的理念则相当不一样。不履行相关的义务,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表达自由)。因此,《欧洲人权公约》认为,如果一些内容显得有害,那么对这些内容进行某些限制是合法的,也是合乎愿望的。在表达自由和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两种态度,这说明如果要对诸如互联网之类的某一表达自由的载体采取第二种态度(即主张进行某种调节的“欧洲”理念),那肯定会遇到困难,因为第二种理念的原则在源头上是汲取了第一种理念。

 

表达自由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知识社会

  捍卫表达自由不仅仅只是一个原则问题。捍卫表达自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为分享信息和知识铺平道路。因此捍卫表达自由与捍卫网络空间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同属相同的理念,即促进更好地使用新技术,由此让文化和地理来源日益多样化的越来越多的公民获取信息,参与知识探索。

 

  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的好处不仅仅只是保证基本权利。伴随信息和思想自由流通的透明性有助于稳定经济环境,有助于建立或恢复信任(这是人类活动持久发展的根本所在),有助于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并且有利于促进民主的飞速发展。正如我们所见,表达自由是发展的正式组成部分,有利于更好地分配资源。新技术可以成为行使表达自由的宝贵手段。互联网为个人提供了手段,可以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实现各国民主宪法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以来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向公民做出的保证,即表达自由、沟通自由和贸易自由,所有这一切在以前要求拥有重要的技术和雄厚的财力,而今天只要我们愿意,人人都能办到。思想和信息流通自由因新技术变得更加有效,这将是促进民主和人人参与公共生活和决策的极其有力的杠杆。

 

  然而,任何技术都绝对不能抗衡政治选择。正因如此,这种权利在哪里受到嘲弄就应在哪里得到捍卫,这种权利在哪里受到威胁就应在哪里得到保卫,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表达自由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信息流通自由,是知识社会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网络社会、知识与新技术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吗?人们倾向于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不仅重组、转型、革新是深层次的,而且信息与传播、生物技术,以及随即被引入经济、社会和政治齿轮中的纳米技术等新技术革命也是深层次的。知识与能力、工作与娱乐被新的电脑软件语言彻底颠覆了。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2001年发表的《世界人类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那样,生物技术在卫生和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应用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转变必定对知识社会的腾飞产生重大影响。

 

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经济

走向网络社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伴随着知识体制的变革,关于这一点,人们提到一种双重范例的出现:非物质的范例和网络的范例。事实上,人类的个体劳动越来越非物质化:最初是机器替代手工劳动,接着是服务业的发展,最后是随着数字化革命而降临的虚拟世界,于是这样一个社会出现了:与物质相比,掌握非物质总是可以拥有更多的战略优势,因而拥有更多的权力。知识与对非物质的征服使得,比如说,建造和使用卫星成为可能、从而使人类对地球空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正在将全球市场统一起来,技术变革降低了传播成本、并且使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数量成倍增长,这两方面相结合,导致了Manuel Castells著作中所说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诚然,在一切社会组织中,都存在一种网状结构,个体在其中编织主要关系,比如家族的、种族的、经济的、职业的、社会的、宗教的或政治的关系。而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新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它不再依据传统决策的空间和顶级集中性的原则。传统的垂直等级被越来越多的横向关系所取代,这种横向关系往往跨越阶层、跨越国界。网络的普及并不意味着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平等地进入网络,参与网络。恰恰相反,人们发现,由于国际投资、过境中转或金融交易的作用,各个庞大网络组成地方性的“结”,这些“结”与东京、伦敦和纽约等“全球性城市”的城市新现实不可分割,主要在它们之间发展互动关系。

 

  与非物质社会和网络社会息息相关的新兴知识社会是否显示出与以往的知识社会截然不同的特点呢?

 

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继资本有形积累阶段之后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正如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叶预见的那样,知识正在取代劳动力,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不用直接的、可测的、可量化的劳动去衡量,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整体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知识经济突显了以下三者间存在的组织与技术的互补性:一是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编码、存储和传输新方法;二是能够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力资本;三是能够最大程度发掘生产潜力的“反应型”公司组织形式(借助知识管理的进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与研究、教育和服务相关的某些“非物质”活动正在全球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量上来讲,这些活动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例如,研究开发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升高。其他无形投资(教育、卫生等)与有形投资(有形资产、物质资源等)相比,增长明显,而且统计显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能觉察到这种趋势。知识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大增并不局限于高科技部门:由于对基础知识加以新的利用,那些看似“低技术”的部门也已经或正在转变组织和生产模式。

 

  十九世纪欧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标志是,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工厂转移。同样,就业人口的第三产业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富国的非工业化进程,并通过连通器作用,引发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对于发展来说这是好消息吗?从理论上讲是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股推动力可以让穷国增加收入的话。不过有两个因素给这种乐观的看法投上了阴影。一方面,这种现象目前主要涉及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的新兴国家,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欠发达国家仍在局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它们最近的工业化进程中获取的价值,除少数特例外,是相当微薄的,因为今后全球经济更加注重的是设计[研发和专利注册的关键所在]和规则(营销和交流)。比如说,知识经济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必须跨越的门槛,如果这些国家打算“追赶”最发达国家的话。

 

  统计数据描绘了知识社会的出现和知识经济的扩张,但这不应掩盖各地情况的多样性。知识经济的数字不见得能描述某些社会现实。例如,在印度,由于培训政策和众所周知的电脑专门知识的发展,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50%,可是这个国家75%的人口仍以务农为生,近40%的人口是文盲,没有电话的人口比例很高。所以,与其说在知识经济中发生了普遍的颠覆,不如说各种体制是并存的,不仅在全球范围如此,而且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即便在知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对于知识本身造成的影响也依然值得加以特别关注。

 

 

新技术对网络知识的影响

技术变革与知识的创造与流通

  几十年来,技术变革已经影响到知识的创造方式、传递方式和处理方式,其规模之大使得不少专家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崭新的知识时代的前夜。继基于口头、书面和印刷的知识体系之后,数字腾飞促使网络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网络扩张的轴线有两条:横向的,加速了传递;纵向的,加强了连接。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了生活、生存、跟上潮流,就必须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行交流。网络这种新的知识载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互动性。实际上,应当把两类媒体区别开来,一类是“单向的”媒体,比如广播、电视、报纸等,这类媒体负责从信息来源到公众的集中传播;另一类是“互动的”媒体,比如电话,电话首次实现了真正的远距离对话,或者因特网,因特网提供多媒体界面间的直接互连,特别是使联网个人或机构间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随着因特网和网络的飞跃,交流能力和认知能力同时得到发展,突显了一个事实:个人不是被动的接受方,个人可以自主地组成虚拟社团,比如常见的论坛。

 

框注2.1 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信息

  信息转化为知识需要进行思考。信息本身只是未经加工的数据,是创造知识的原材料。所以说,信息很可能是“非知识”。因特网在这方面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明:据估算,因特网上的信息有半数是完全失实的或不准确的。网络还方便了谣言的流传。不过,把信息转化为知识要求经过思索和判断,并不只是核对事实。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批判能力和理论能力,这些能力的发展正是知识社会追求的目标。如果说人们可能被信息淹没的话,那么知识正是能够让人“在思想中辨别方向”的东西。

 

  如果只看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过程的话,知识与信息的这种区分还是相当简单的。然而,尽管信息是一种未经加工的数据,但信息本身也是一种活动的产物,是活动使之成为信息--是信息的定形或打包使之变得可操作、可传送、可消费。这种活动既可对知识范畴的信息实施,也可对非知识范畴的信息实施。所以,区分知识与信息还应当考虑把知识“定形”为信息的过程(用当代流行的说法就是知识的“信息化”过程)。这个过程赋予知识有形性,使之更具操作性,更便于处理。这就是生产新知识的方式。信息是人们通过适当处理加以转化的东西,而知识是人们生产的东西,知识的生产总是建立在对信息的了解和转化上。正是信息的一种转化形式导致了知识的生产,而知识本身又被转化成信息以便能够加以处理并生产新知识,能够在知识生产中提高生产率的革新就发生在这一“合理的循环”中。

 

  新技术对于知识的创造影响巨大(见框注2.1)。事实上,在知识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上,新技术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网上有些东西只不过是未经加工的信息、甚至是谣传或误传,而有些东西却可以构成真正的知识的基础,只要懂得区分这两种信息,因特网就可以像一个巨大的思想库一样发挥作用——无论是涉及信息还是涉及知识。

 

  再者,虚拟的、可修改的、取之不尽的物品在我们的环境中激增,有利于团队作业和共同获取知识:学习,长期以来一直局限于在学校这样的特殊场所进行,现在正在变成一个全球范围的、可远程访问的、可以模拟无数场景的虚拟空间。最后,知识的网络化和信息的加速处理为数据库(不论其大小、用途和目的)工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和大小企业中正在建立功能强大的知识管理系统。也许有朝一日大部分产品,包括植物和家畜在内,都将配备电子芯片,实时传送有关它们状态的信息(材料的磨损情况、动物的健康状况、药物的失效日期)、有关它们所在位置的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或卫星监测系统)、或有关它们运动状况的信息(迁徙动物的标识、产品的跟踪等)。此外,须注意的是,如果这样的机制被系统地应用于人类将是危险的,虽然这对安全系统有利,却必将导致不折不扣的普遍监视系统的出现(见框注2.2)。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秘密性成为个人的一项新的基本权利。所以正在进行的转变必然会引发一些伦理问题。

 

框注2.2 走向普遍监视的社会?

  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是,基于编码的新技术产生了一些标准,并因而创造了一些控制工具。控制理念是数字化革命的核心。历史上,面对抢劫和不安全因素,为了确保交通自由和道路安全,确立了国家权威;同理,面对“信息公路”上的不安全因素,如何不会想到今后可以如法炮制呢?

 

  网络社会是“分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息处理是通过编写数据库来进行的。如果不加防范,这种分类工作可能促使出现新的权力,导致“泛角度的”控制。监视形式不仅是在工作地点、公共场所、机场旅客登机口到处安装摄像头。从打到你手机上的电话,到因特网上的交易记录,一直到悄悄下载到你计算机硬盘上的小程序,提取个人数据的手段五花八门,极少有无计可施的时候。个人数据的流通便利了社会分类的建立。可是,根据选举口号的“受众情况分析图”来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这是理想的体系吗?

 

  知识社会是技术监视的社会吗?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开放和自由流通等价值观是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面向所有人的知识与有关所有人的知识混为一谈?难道没有“不知权”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分难道不应当保护每一个人不受他人对于与之无关的事情过于咄咄逼人的打探吗?知道得过多可能导致损害。正如美国已故参议员Daniel Moynihan所强调的,“秘密”是社会调节的一种重要形式,因为它保护私人领域。不过,现在人们观察到,私人领域的知与公共领域的知正变得越来越混淆。因而,不知权是一种相对于有关自己的知识的流通而言他人不知的权力,不知权已缩减到涉及隐私的知这个范畴。

 

知识商品化的界限

  数字化革命使得非物质的商品化达到新的高度。事实上,在全球知识经济中,数字载体的增加大大减少了可无穷复制的非物质商品的稀有性。同样,我们已经看到,网络形式增强了知识的可获得性,知识的稀有性受到质疑,传统知识经济的基础受到挑战。因为可大量获得的商品一般会成为免费商品。数字内容的普及,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化性经验(音乐、电影、视频游戏)的载体的普及,难道不是迫切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其交易或商业化所依据的经济模式?轻率使用对等网络计算技术、非法下载因特网上的音乐和电影,这些做法确实严重威胁数字化内容的创作活动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关键问题是,要弄清这究竟是“成长的烦恼”还是数字化固有的效应。如果是前者,那么随着交易在商业上的成熟,以及数字版权新的管理体系的出现,问题自然会消失。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网络社会中必须考虑的棘手问题。

 

  不过,虽然不可能有不建立在知识自由流通基础上的知识社会,但不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现有的障碍是什么,人们不能设想一个只建立在“免费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因为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社会。与此同时,有些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要大一些(见框注2.3),应当避免不正当交易的风险,明确区分有价之物与崇高之物(这是艾马纽埃尔·康德提出的区分)。

 

  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不过知识不可能变成与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后文中我们会看到,知识的这种特殊性质如何制约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公共领域和知识共享的促进之间的平衡。

 

框注2.3 知识和新技术为二十一世纪的伟大事业服务:

    援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新技术和信息与思想的自由流通是提高公众对二十一世纪伟大事业的认识的有效工具。2005年1月,也就是2004年12月26日海啸席卷南亚、东南亚、马尔代夫和东非海岸之后不久,工业化国家通过大规模开展国际援助受灾地区活动募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通过参加这一活动的主要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等)的因特网站以电子形式募集的。因特网还帮助一些家庭与死里逃生的亲人相认。

 

  新技术在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斗争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促进艾滋病毒检出和研究的新方法,而且使得动员各国人民采取预防措施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成为可能。教科文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的共同资助组织在 2004年3月共同发出《全球推广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倡议》,作为对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三五倡议》的补充,该倡议的立足点就是,建立一个预防教育互助网,力求在治疗和预防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通过新技术,我们能够编制信息,在各个层次开展动员,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支持艾滋病患者,限制艾滋病流行的影响。

 

在基于知识的全球经济中南北的不平等将加剧?

  有些专家已经不失时机地指出,知识经济腾飞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富国变得更富,而穷国停滞不前——或者是因为在基础设施或知识生产潜力方面缺乏投资;或者是因为缺乏标准,无法保证有利于知识生产的条件(施政质量或面对国际竞争保护新创知识的能力)。

 

  根据这种假设——即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富国和穷国的不平等加剧,评论家们强调,在“新经济”的辉煌年代,实际经济增长率与交易所行情的增长率之间出现脱钩现象:当经合组织国家的各个交易所行情见长(而实际增长情况与之不符)之时,有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正在经历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的实际增长(而这些国家的交易所行情并没有体现出这一情况)。有些企业相对于其会计价值而言高估资产,这在经济分析上的解释是,这些企业不是依据目前的利润来测算资本,而是根据采用一个想法或一种革新(也就是一种知识)这笔资本能够实现(衡平机制)的价值来计算本金。实际上,1995年创办的在线书店亚马逊网站Amazon.com经营六年以后才实现利润。

 

  从2001年春天起,新技术市场上的金融泡沫破裂,突显出这种引起错觉的高估革新、高估革新未来能够产生的投资回报的做法有多么极端。 于是根据实际经济绩效对交易所的资本价值进行了调整。这场全球经济的“理性回归”或许可以让人们换一种眼光来看待知识经济与发展的关系:知识经济是否为那些懂得在现实经济中把知识转化成资本的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追赶的可能性?

 

淘汰人类还是走向创造力的新境界?

  有一条奇怪的悖论: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无知。随着知识新载体的出现,机器世界取得了无限制的飞跃,这似乎在宣告人类的能力萎缩了。信息处理和传输速度不断加快,技术时间与“人脑”思考时间的数量级差距越拉越大,因为前者极快,而后者好像几千年来不曾变化过。这个差距是不是说明,人脑有可能被人脑所创造的机器和程序超越?对人类的思维来说,如今大量增加的信息越来越难以过滤、处理、掌控。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找到一条相关信息轻而易举,几乎无异于到消防水泵上去喝一口水:的确不愁没水喝,不过千万别被水淹死!如此过剩的信息,只有在能够做到以下两点时才能变成更高级的知识手段:第一是能够利用工具“处理”这些信息,第二是能够通过思考劳动把信息转化成知识。这项任务越来越多地交给了机器,因特网上收索引擎的飞速发展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几十年后,除了数学家之外,还有几个人真正会心算呢?新技术的飞跃难道不是加深了我们对技术的依赖?不过,机器尽管完善,还是不能替代人类完成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思考性劳动。随着死记硬背式学习的消失,随着记忆存储的自动化,培养学生以恰当的方式筛选信息的能力将成为学校的任务。

 

  诚然,机器似乎准备替代人。不过,这主要是在涉及机械性的任务(比如死记硬背地学习、监视任务)时。无论这样创造出的“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需要做的仅仅是动动嘴皮子)——当今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是生产出只要求最低限度人类干预的自主的电脑系统5——有多大风险,机器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应当是用来服务于人类发展的。机器解放出来的时间可用来从事更具人类特性的活动。所以,可以设想,技术启发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见框注2.4)。

 

框注2.4 艺术创造力与数字艺术

  艺术创造首先需要使用从各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中引入的“介质”和“载体”。古时候,是燧石、凿子、锤子、刷子、铅笔、刀等。到了印刷时代,出现了刻版。接着是照片、胶片、录像。每一种“介质”和“载体”都带来一连串新工具和新技法。今天,图像是数字化的。艺术形式与技术糅合在一起,依靠创作者的想象力,新的艺术类别出现了。数字艺术在多个现代特色的领域中大放异彩:虚拟现实、机器人学、人工智能、因特网、生物技术等。

 

  数字艺术的介质是创作软件和计算机,载体是数字显示幕。这些新工具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同步。每一种文化都义务根据自己的迫切需要和创作大师定下的审美标准,驾驭这些新工具,并打造出创作工具(软件)。只要付出这一代价,文化多样性就能够得到保存。

 

  为了利用电子工具传播知识和文化艺术实践,教科文组织在这个领域提出了一些倡议(如DigiArts计划),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数字革命和知识编码的认知效应

  新的数字技术直接影响信息传播的迅捷性,不过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知识的处理与接受。今后,认知行为不能够再用传统的知识理论模式加以考量,因为传统理论把认知行为看作一种个体的心理行为。利用电子文本处理手段或使用搜索引擎是新近形成的习惯,但它们已经深深扎根于风俗和日常语言中,使得认知活动越来越像电脑辅助的程序。

 

  数字化使得古老的知识编码形式臻于完善。换言之,通过数字化,数据能够变成语言,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其本质是集体的。这种编码的效应牵涉到新的知识概念,知识的生产不再被视为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时刻。数字网络的互动性赋予技术的使用者前所未有的地位。使用者在信息面前不再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在不停地挑选信息,因而在对信息进行分级。从今以后,交流技术不是先于知识的创造与建立,而是与之相互作用。

 

  尽管人们往往强调网络社会中发生的非物质化运动,但必须看到,新技术也通过运用机器而使得各种认知功能物质化和外部化。后工业时代也是一个超工业时代。早在因特网之前,194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以及更加普及的电子信息处理设备已经改变了认知活动的条件。因为认知的过程一旦实现自动化,其意义也就不同以往了。一个使用数字技术的人,即使是单独工作,其认知活动其实也是在他与这些赝象之间分配的,不管是发现、记忆、逻辑运算还是学习都是如此。所以,在今天,我们“眼皮子底下的”表象世界取决于在我们和认知赝象之间分配的认知过程,认知赝象越来越起作用,因而越来越“透明”。“分配的认知”时代已经到来。“分配的认知”广为应用,尤其是在计算机辅助集体作业领域和计算机辅助集体学习领域。“分配的认知”还促进了以集体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的提升,免费软件(也叫开放源软件)的成功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而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的提升正是教科文组织十分重视的。

 

  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赝象与新的信息类型轻而易举地充斥着日常生活。虽然存在一些常常会抑制新技术在各个社会中传播的社会和文化障碍,但所有出于选择或出于需要使用这些新装置的人,还是相当轻松地学会了“自然的”使用方法,因为这些技术将认知功能外部化,因而它们自身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让使用者能够使用它们。新技术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劳动经济学:使用舒适和简便是设计结合信息技术的程序的两个关键因素。劳动经济学问题在计算机界面和多媒体产品变革中已然成为中心,在确立新的知识管理体系过程中,它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只提两个问题就足够了。一是从技术角度来看,残疾人获得信息工具的问题。二是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根据文化和语言环境的多样性改编内容、提高内容的可获得性的问题。内容和方式应当适合于它们真正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户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普及了某些现行体系中有时并未预计的用途,所以说,并不存在一种惟一高明的见解,能够确定新技术所有可能的用途:新技术并不只在发达国家传播,它们也会在不发达国家传播,所以应当激励当地文化开发应用系统、软件和多媒体产品,满足当地用户的需求。

 

从记忆社会到知识社会?

记忆与新技术

  在传统的知识记录形式之外,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进了新的储存知识的载体。新的载体的容量似乎是无限的,其特点是前所未有的可访问性。在数字革命的震撼下,硬盘、光盘、记忆卡等等出现了,记忆越来越被理解为是一种物质的、自动的和人工的功能。与书写的发明、印刷品的普及一样,因特网的开发可以被视为心理官能逐步外化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如同一切书面档案一样,因特网是一种外部记忆装置,只不过它不限于文本和图像,它接受一切可能被数字化的信息。如同印刷品一样,因特网是一种重新分配信息的装置,只不过成本极低、反应极快。与文书和印刷品的不同之处是,因特网是主动的。归档的“页面”可以包含自动的或者应用户要求启动的超文本链接、脚本等元素。此外,在线信息可以通过所有入口访问,从而使得因特网成为一个总括文档,其规模前所未有,而且在快速增长。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巨大集合中,主要有:电子广告;多媒体产品;因特网网站;文化科技数据网站;各种新形式的、千变万化的、往往需要加以准确判断的知识。这些形式的知识自创造之日起就是数字化的,对它们进行记忆,很可能是构建知识社会过程中最大的工场之一。比如,教科文组织最为关注的遗产这个概念,今后就包括了数字化部分。数字化遗产概念把形形色色的内容囊括进来,包括科学数据、传媒产品、技术、医药或法律信息,还有数字化艺术。这些数字化数据的保存问题是双重的,既要保存“软件”,也要保存与之配套的“硬件”(见框注2.5)。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存数字化遗产宪章》中强调,电子资源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利于子孙后代活动的遗产或资本。

 

框注2.5 数字化遗产的保存

  存储在某些服务器上的信息文件构成一种文化、教育和科学资源,对这些资源应与传统遗产同等看待。不过,因特网飞速发展带来的这种“额外遗产”却以容易消失和不稳定为特征,从而使得保存方面的选择变得十分困难。事实上,网络的特点就是数据流动极快,而载体淘汰迅速: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消息,因特网页面的平均寿命是44天。今后如何对不断变化、有时甚至在一日之间就消失无踪的因特网网站进行存档呢?在网络社会中,集体很容易患上一种“数字性老年痴呆症”。“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工作记忆不强、注重即时性、似乎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如何从这样一个社会出发构建真正的知识社会呢?

 

  要对付数字材料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有一个办法:安装电子捕捉装置,也就是在网上进行定时记录的“收割者”软件。不过,要确定适当标准对网页及有关内容进行筛选仍是难题。从事网络存档工作的美国先驱们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协会“因特网档案”,采用随机抽取的办法进行存档;而其他机构采用内容标准进行存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给文件编制索引,按因特网地址?按编辑日期?怎样处理同一文档的先后版本?目前,在这个领域提出的大多数倡议仍是孤立的。当然,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计划力图通过鼓励对特殊文献遗产的筛选工作,来纠正这种割裂状态。

 

  这些新载体终将导致人们重新定义遗产概念:其实从定义上来讲,数字化遗产没有任何时间、地域、文化或形式的限制。它可以是一种文化所特有的,但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访问的。此外,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保存本身服从于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措施,否则各种格式之间“发生战争”,造成混乱局面,需要增加读出器才能对形形色色、互不兼容的格式进行解码。须警惕的是,这样一种全球记忆的前景不要变成威胁新兴知识社会中各种知识与特性共存的举动:否则文化变成“信息”与 “交流”的客体,还能继续作为传统与传播的主体吗?

 

  记忆越多,回忆越少。记忆自动化难道没有导致个人记忆努力的减退?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难道没有证实人们有理由担心几十年前构成地球上大部分区域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些技能和传统会消失?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悖论:用来优化知识的保存与传播的工具最终可能导致认知文化多样性的贫乏。诚然,一切革新都迫使人们做出选择、进行筛选,

 

  不过新技术革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人们直接面对这些选择的文化特性。人类知识的数字化不能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对传统知识的淘汰,淘汰将通过“彻底破除”来实现,它认为惟一可行的文化标准就是要与当时的技术标准相符。在知识社会中创新文化被认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知识社会仍将是不折不扣的知识记忆和传播的社会。作为传输技术,数字化实际上是用来变革传统的传承的,因为数字化深深影响了文教科研机构(文物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中心)即传统的记忆中心的运作。

 

走向新的文化行为?

  还存在一种网络特有的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是这样一个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个角色要扮演,通过各参与者对可用信息来源进行选择和分拣,在任何个人或机构并未发起倡议的情况下,为信息和知识的持续的、创造性的流通做贡献。一些创新做法刚开始时是孤立的、没有经济支撑或机构支持(比如博客这种人人都可以在线更新的个人报纸),它们越来越普及,并通过个体网民的选择与行动发生改变。因而年轻人在发展新技术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见框注2.6)人们还看到一些未曾有过的文化行为出现了,尤其是涉及自我表现的文化行为,个人网页是这种新现象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人们看到一种意料之外的因特网用途满足了网络创始人没有预见到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功能。所以,因特网的用户不仅成为信息时代新文化的接受者、拥有者,也成为其行动者。明确区分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了,区分科学知识的生产者与接受者的界线也趋向于消失。我们不断言这一界线将消失,也不断言知识社会里人人都是学者、艺术家,我们可以预料,这一界线不会再以不可避免的方式决定科学或文化作品的流通。

 

框注2.6 年轻人与新技术

 

在新技术的飞跃中,年轻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因为他们是因特网的主要使用者:

 

 

 

 

 

 

年轻人参与利用数字化工具提供的虚拟现实以及新做法的兴起,这些构成地道的“数字文化”(如网上视频游戏、个人网页、论坛、博客等等)。似乎年轻人的主要关切主要通过因特网的发展表达出来。在尊重网络空间中信息和内容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还务必使青少年(也是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免受有害内容的毒害。

 

  年轻人是特别脆弱、需要得到持续关注的群体,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冲突后局势中。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信息青年计划等各种倡议,致力于帮助动员和鼓励青年参与,促进弱势青年获得信息与传播新技术。这方面的行动包括特别强调是信息与传播技术教育,以及设立进修和竞赛奖学金,以帮助年轻人更有效地获取新技术,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对年轻人的社会、文化或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问题上,信息与传播技术教育还可以在传播有关信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国际电联:《2003年世界电信报告》。

 

此外,由于交流完全以匿名、脱离肉体和同步的方式在任何物质影响外进行,因特网为自我体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网络允许虚拟的自我叠加于真实的自我之上,因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有些专家认为,网络的运作如同一台显示器,它显示社会中隐藏的各种力量和趋势:一方面,网络推动失去个性、忘却自我的趋势;另一方面,网络产生动力,能够使每个人以几乎无限量的化名拥有多个虚拟身份。关于数字身份及其与社会身份的关系的立法尚在构建之中。虚拟现实的飞速发展加大了可能性。不过也有不利的一面:伪造与欺骗、模仿与隐瞒的可能性增加了。有利于增加交流的因素本身也带来了提供假消息的风险。身份问题涉及更广泛的人员与服务提供商的认证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中认证标准的落实仍将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某些信息可在线访问,其用途就必然向知识靠拢。新技术是社会变革的传送者,但社会变革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会导致知识社会的兴起——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条件构成了真正的“学习型社会”兴起的特点。仔细观察这些伴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出现的“数字文化”,尤其是在青少年网民中,可以很快得出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另一个假设:一个“普遍消遣的社会”的兴起。不但在消费型社会(包括文化领域在内)取得胜利的发达国家有这种直觉,甚至在不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某些研究表明在线行为千差万别。所以,因特网既可能成为构造知识社会的工具,也可能成为慢慢地,但必然地引导我们抵达消遣社会或让我们随波逐流的迷宫。

 

学习型社会

  自从Robert Hutchins的著作(1968年)和Torsten Husén的著作(1974年) 问世以来,“学习型社会”这个词组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种新型社会:知识的获取既不限于教育机构中(空间上),也不限于初始培训的结束(空间上)。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每个人一生中可能需要从事多个职业,终身继续学习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在学习型社会这个概念落到实处的时代,皮特·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69年发表的著作中2预言将会出现一个首先必须“学会学习”的知识型社会。

 

  这种新的教育观念几乎同时也在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所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撰写的报告(下称《福尔报告》)《学会生存:今日和明日的教育界》一文中得到强调:“教育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也不再是某个年龄段应当做的事情,教育正在把外延扩展到全部人员,扩展到每个人的一生”。

 

  在这些1970年代初发表的著作里,无论是谈到正规的教育体系,还是谈到报界和音像传媒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职业活动、非正规和非正式的教育,均不再把重点放在知识的占有者和寻求者上。信息社会在全球的飞速发展似乎已经使上述假设初现雏形。雅克·德洛尔主持的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其1996年发表的报告中强调,新的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有利于个人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持续更新。在旧模式受到越来越频繁的变更的质疑、“边干边学”和创新能力日益得到重视的年代,社会的认知动力成为主要赌注。这种学习模式就这样通过教师界传播开来,渗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今后越来越得到承认的是,应当加强一切组织(无论是否是商业性的组织)的教育即学习环节。在这方面,须指出的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应当与创新在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发展同步。

 

  不过,我们从学习中真正掌握了些什么呢?学习和认知科学领域新近的发展有朝一日会体现为具体实用的做法吗?其应用不会局限于学校教育,所有的知识场所和介质(它们本身也处于激烈变动之中)都应当能够从中受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走向创新的文化?

  在新兴的知识社会中,知识的传递和传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今天人们不仅看到新知识的生产在加速,而且看到整个社会对新知识的兴趣在增加。想出新主意,再把新主意贯彻到在中学和大学教学计划中,这两者的间隔从未像现在这样短。有时候这也会出问题,尤其是在得出的模式未经充分验证的情况下。不过,这首先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创新的文化的兴起,这种创新的文化超越于整体知识经济中技术创新的概念之上,似乎被升格为新的价值观,它在多领域(教育、政治、媒体,广而言之就是文化领域)的传播证明了这一点。知识、技术和机构可能逐渐被人看作是过时的事物。文化本身的构建与其说是基于稳定与再生产的模式,不如说基于创造与更新的模式。这样一种创新的文化会造成持久的不稳定,而学习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可能是对此的合理反应。问题是要了解,这样一种文化是如何传递的,是如何与真实的经济、社会或政治计划相兼容的。换句话说,就收益和方式而言,不断求新事物能持久地成为基本元素吗?如何才能避免只见短期利益而不顾长期利益?学习型社会必然向二十一世纪提出一项重大挑战:让文化与创新,还有远见相互兼容。

 

创新与知识的增值

  创新不同于发明(限于“新知识的生产”这个探索领域)之处在于,它通过制造对新商品或新产品的需求等方式,体现所生产的知识的“价值”。企业家是把发明转化成经济上的创新的中间人。通过制造新需求,创新进入社会,因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二十一世纪(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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